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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朱熹、吕祖谦“淫诗说”驳议述评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李家树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8(1):76-83
朱熹和吕祖谦是南宋“淫诗公案”的主角，二人争论的焦点是“雅郑邪正”。朱熹把声和诗混为一谈，认为“郑声淫”即“郑风淫”，是程朱理学盛行下禁欲主义猖獗的产物；吕祖谦认为《诗经》配乐有雅、俗，所录诗歌皆为雅正，其说符合孔子原意，但拘于政教的美刺之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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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诗经》“淫诗”的解读是在继承、汲取前辈时贤说法的基础上,断以己意,而提出并大倡起来的。朱熹是想以“淫诗”解经的途径来实现遏“情欲”、修心性的理学目的。朱熹儒学大师的思想活力赋予了“淫诗’’丰富的文学想象空间,反倒促使了《诗经》文学性质的回归。而以理学看待《诗经》的眼光和思想所暗含的内在隐患,是朱熹对“淫诗”说劝戒功能强辨的深层根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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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子开始,一代代学者相继进行了一场把《诗三百》诠释为儒家经典的学术运动,如《毛诗故训传》、《郑笺》等,而真正转变《诗》学风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就是南宋朱熹的《诗集传》了.文章通过比较汉儒诗说和朱熹诗说,总结《诗集传》的三个主要特点,即:一、以本为本,高度重视《诗经》文本,强调读《诗》的独立感受,力图从文学角度解说,抛弃汉儒以"美刺"说《诗》.二、对赋、比、兴的界定.三、淫诗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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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丹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17(1):34-36
朱熹在《诗集传》中将《郑风》的情诗视为“淫奔之诗” ,但从内容上看 ,这部份诗并无“淫奔”迹象。朱熹的主要依据是孔子的“郑声淫” ,但孔子的原意不是指“郑声”的淫荡 ,而是指郑国音乐细而高的特点 ,“淫”字不是内容上的淫秽 ,而是就音乐形式不合传统“雅乐”的标准而言。“郑诗淫”之说实质上表现了身为理学家、文学家的朱熹在研究《诗经》时的矛盾思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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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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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金东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22(5):52-55
马端临批驳朱熹的《诗序》说,认为“《诗序》不可废”,认为郑、卫之风非“淫者自作”。站在汉学派的立场上看,马端临的批驳是有理有据的。马端临实际上是把《诗经》看作为历史文本,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此恰恰比较出朱熹“废《序》论”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回归《诗经》的文学本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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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之分为“风”、“雅”、“颂”,皆缘于音乐。其中,“风”为地方乐调,按出现地方不同,分为周南、召南、邶、鄢、卫等十五“国风”。朱熹《诗集传序》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歌咏,各言其情者也。”又说：“周南、召南……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尽管朱熹因其地位及意识之局限而对《诗经》解说甚多偏颇,但其坚持认定“国风”为“里巷歌谣之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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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世璞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6)
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以温柔敦厚的封建道德观念说解《周南·葛覃》一诗。同《毛诗》一样,朱熹把诗中的女主人公描绘成一个可以“厚人伦敦教化”的贵族妇女形象。余冠英先生在《诗经选》中也说“这诗写一个贵族女子准备归宁的事……”这就是说,余冠英先生也首肯了朱熹的观点,即认为诗的女主人公是个贵族妇女。不过朱熹把这个女子说解得更富有封建伦理色彩罢了。我以为从全诗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来看,它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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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龄极力反对朱熹的＂淫诗＂说,在其《西河合集》、《经问》、《国风省篇》、《白鹭洲主客说诗》等著作中对＂淫诗＂及其相关的学说进行了反驳,勾勒了《诗经》被误解或曲解的大致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如何解读《诗经》的看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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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祚民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0(12):1-7
在《诗经》阐释史上,对毛诗序传进行系统全面清理与批驳的,首倡者郑樵,响应者朱熹;弃《序》说《诗》,以己意为之序,在解《诗》实践中最大限度地消除毛诗序传的影响的首推郑樵,继以朱熹;对《诗经》作声歌还原说解和将郑卫之诗多视为男女淫诗的同样是郑樵前呼,朱熹后应;郑樵作《诗传》《诗辨妄》,朱熹作《诗集传》《诗序辨说》。郑樵《诗》学的创新观点经朱子发扬光大,开拓了《诗经》宋学的崭新疆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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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对朱熹的解读和评价主要是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着眼的。朱熹关于《诗经》的“淫诗”说可以说是他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和谐与矛盾的一个统一。从此观点中挖掘出他所具有的睿智的文学思想的一隅 ,来揭开其理学宗师的光圈对其文学家身份的遮蔽 ,以便更完整地认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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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义芝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21(1)
朱熹不仅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也是宋代成就颇高的学者代表之一。他在著作《诗集传》中阐述了自己的经学思想,一方面他反对汉唐以来的将《诗经》作为宣传政治教化的“美刺诗”,要求从文学的角度来解读《诗经》,肯定《诗经》是抒情之作。但是作为理学家,朱熹诗经学的目的还是以诗来建构和宣传自己的理学,并且朱熹经学充满了矛盾,而这种矛盾在解读《二南》中最能体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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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卓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6,(3)
《诗·陈风·株林》云:“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驾我乘马,说于株林。乘我乘驹,朝食于株。”《诗序》云:“株林,刺陈灵公也。淫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朱熹著《诗序辩说》,力驳《诗序》之妄,但说:“陈风独此篇为有据。后世治《诗经》者,对汉儒及朱熹说咸无异辞,视为定诠。然质诸灵公淫于夏姬的本事及春秋时代的婚姻观念,刺灵公说颇有可疑。 前贤关于《株林》“刺陈灵公”之说,本之于《左传》。为揭明事实真象,现据《左传》有关记载,将灵公通于夏姬之本末撮述如下: 夏姬是郑穆公之女,郑灵公子貉之妹。子貉早死,无后。夏姬先嫁子蛮(按:杜预《注》以为子蛮是郑灵公之名,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以为是夏姬最早之夫。此从杨《注》)。子蛮死,再嫁陈大夫御叔,生子征舒。御叔又死。宣公九年,陈灵公与大臣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三人怀揣夏姬的内衣在朝迁戏谑。大臣泄冶劝谏,灵公当面说知过要改,背后却将此事告知了孔宁、仪行父。孔、仪遂杀泄冶。次年,灵公与孔宁、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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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三百》自汉代以来即被奉为经典，《诗经》之说沿用至今，然而其中却有大量离经叛道地表现男女情爱的作品，《国风》中，特别是《郑》《卫》诗中，此类作品尤多。前人文字对《诗》之情”，即爱情诗的论述很多；而对《诗》之“色”，即涉及性爱的作品研究尚有不足。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对《诗经》中表现男女性爱的部分作品，也就是以往评论者所谓“淫诗”，进行粗浅的赏析和评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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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谦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3)
汉代传《诗》者有今古文之分,至郑玄集其大成;宋代说《诗》者又有“攻《序》”与“尊《序》”之争,至朱熹集其大成。他们虽然都是以所谓“经学态度”去注释研究《诗经》的,但二者之间的对立也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那么,这两个各自统一过一个时代而又互相对立的《诗》学体系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差异呢?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曾以“汉儒重训诂,宋儒重义理”为说,而视汉学为“章句之学”,宋学为“义理之学”,谓“章句训诂不能尽餍学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义理”云云(《经学历史·经学昌明时代》)。以此泛泛地概括汉宋学术之异虽然也来为不可,但如径谓此即朱熹《诗》说与毛郑之异,则大不然。其不然之辨有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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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报任安书》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千年之后的朱熹却对之提出异议,他在《诗集传》中说:“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歌咏,各言其情者也。”朱子论出,继者群起,清崔述、方玉润中流砥柱,而近现代诸《诗经》学家,更是莫不公认《国风》之大部分为民歌无疑。今我们以《桧风》《曹风》为例,逐篇加以讨论,来作为我们对“国风民歌说”的质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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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诗集传》提出"郑、卫之诗"为"淫诗"的观点,在理学盛行的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议,清初的李光地作为朱子学代表,在学术上显得相对圆通,在基本肯定朱熹"淫诗说"的基础上,并没有全面接受,而是用不同的方式巧妙地对其予以了修正。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