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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元典中的人文精神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本从儒家元典(即通常所谓“十三经”)中仔细耙梳原始材料，从中分析先秦儒学的人精神。本反对否认儒学中具有人精神的认识，认为，儒家元典中不仅具有丰富的人精神，而且正是人精神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中国人的人格个性。人精神不仅在先秦时期具有积极的作用，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也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的化资源。同时本还对林语堂先生有关人主义语焉不详的认识提出了补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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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礼俗思想作为儒家社会思想的模板,曾在中国人思想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清末民初,儒家礼俗思想存在的合理性也受到挑战。理论上,民国学者以反对封建等级专制为目标,从礼与专制制度的关系出发对儒家礼教进行批判;运用考古学、社会学手段对礼籍、礼器的考证,否定了儒家思想的神圣性;实践中,兵连祸结下民不聊生,旧日“乡土中国”中的人们不得不背乡离井,礼仪的展示空间日益萎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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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微”是儒家重要的道德修养思想.因任何事物都由萌动之“几”发展至盛大之“势”,“几,”对事物发展而言,具有先兆性、同时又具有可控性,因此在道德实践中“知微”、也即“观几”,明察善、恶端倪及其背后的意念,采取应对策略也就十分重要;“知微”的具体实现路径是诚意、慎独,即强调心静以明性.儒家“知微”观对现实社会中的个体修身及家庭、学校德育都具有较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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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齐家、治国是儒家提倡的人生价值观。修身即完善人品搡行，提高人生境界，是齐家、治国抱负实现的前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高尚的大儒风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儒家修持身心所体现的最高人生。儒家修身正心思想成为中国传统化的人生价值取向，在实施公民道德建设的今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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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逝世以後,报章上的纪念文字颇有人把他划入“新儒家”的旗帜之下,但钱先生生前雅不顾接受此荣衔。这不仅因为他极力要避免建立任何“门户”,而且更因为“新儒家”的概念有特殊涵义。“新儒家”这一概念今天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用法:第一种最廣宽,几乎任何二十世纪中国学人,凡是封儒学不存偏见,並认真加以研究者,都可以被看成“新儒家”;第二种比较具体,即以哲学为取捨的标准,只有在哲学上对儒学有新的阐释和发展的人,才有资格取得“新儒家”的称号;第三种是海外流行的本义,即熊十力学派中人才是真正的“新儒家”,以及私淑熊氏之学而又为熊门所认可者。无论按上述哪一种用法,都不能称钱穆先生为“新儒家”。虽然对钱先生来说,儒家不仅是他的客观研究对象,是中国人的基本价值系统,同时也是他终身尊奉的人生信仰;而且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与第二代“新儒家”交住甚密,与他们之间有最低限度的一致立場——为中国文化说话,但彼此的学术取向以及对儒学传统的认识,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当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观等第二代新儒家的中坚人物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邀请钱穆先生聊署,遭到钱先生坚拒。本名从主人之义,我们今天自没有理由将“新儒家”之名强加在他的身上。“新儒家”具有强烈的道统意识,但他们与宋明以来的一般取径有所不同,而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證来判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把證悟的经验作为重建道统的前提。这在西方人看来,颇近似於宗教体验,封“学不见道”的门外人势必构成理解上的困难,即在“门内”事实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新儒家”的“開出”说,即上承“内聖外王”的旧统而提出的由道统開出政统和学统的说法,事实上是为了安顿“民主”与“科学”特别构想出来的,究竟怎样“開出”,从来未獲说明。如果说只有悟“道”和进入“道统”的人才能“開出”民主与科学,这一限断太严格了;如果指的是“新儒家”以“先觉觉後觉”的方式激发中国人的良知,然後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以“開出”民主与科学,更要遇到难解的困境。顯然这一理论建构必须预设“新儒家”在精神世界中居於最高指导地位,而一旦涉及实践便又要预设一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结果居於金字塔最高一层的必然是“新儒家”。正因此,以“道”的继住開来自许的“新儒家”,所倡导的其实是“教”,而不是通常意义的“学”。“新儒家”对整个知识领域往往流露出一种睥睨古今中外的心态。我们不妨称这种心态为“良知的傲慢”。这种心理结构,一部分渊源於中国儒生、文士之流的“狂”的传统,另一方面起於对西方人所谓“知性的傲慢”的反应。也可以说是对科学主义的一种反模仿。但反模仿也是模仿的一种,其结果是发展了一套与科学主义貌異情同的意识形态——道德主义。總之“新儒家”的主要特色是用一種特製的語言來宣傳一種特殊的信仰,在這個信仰普遍衰微的時代,“新儒家”如果能發揮一點“起信”的功用,那怕僅僅限於三五徒众,仍然有益於社會秩序。但是从史學的角度看,由於“新儒家”採取了最極端的“六經注我”的方式,其中自不免留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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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思想在先秦时期的道、儒、法家的思想体系中都有表达,但意义不尽相同。如老子讲“无为而无不为”,孔子讲“其身正,不令而行”。由于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所以二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大致相同。他们分别是道家、儒家学术规范化的开创者,道、儒思想被后世认为一个是出世,一个是人世,那么他们的“无为”思想又有何差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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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义利观就是关于伦理道德(义)与物质利益(利)的关系及人们如何看待这二者关系的观点。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集中体现了人们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可以说,不论中外,只要涉及到伦理和道德问题,就无法撇开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辨由来已久,而且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始终。就儒家而言,朱熹在《与延平李先生书》中曾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子文集》卷二十四)。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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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的商业与开放的心灵,为明清士人和市民阶层的燕闲生活提供了可能性,文人士子抬头追寻理想人格、下沉关注生活美学,香橼饮食美学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光华和诗意。随着对“以礼为美”的等级制礼法的僭越和商业能量的膨胀,明代饮食风潮由俭入奢。文人士子经由“身闲”感官欲望的冀求满足,获得了极致的香橼饮食格物美感经验。香橼饮食走向了绚烂的繁复和精致,香橼以“玩好之物”的形象成为文人身份、才华和品味的表征。晚明文人则将无目的、无功利的隐逸、心闲赋予了香橼饮食,追寻淡味、俭朴和复古,实现香橼饮食自由、性灵、不造作的本真意境。明清香橼饮食审美以“身闲”“心闲”二境,实践了身为饮食语境下“多余之物”的美学突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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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阳明心学”对近世中国的影响及意义“心学”是儒学的重要派别,南宋陆九渊作为宋明两代“心学”的代表人物,与朱熹齐名,而见解多有不合。陆九渊主“心（我）即理”说,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明代王守仁（即王阳明）继承发展其学说,被称为“陆王心学”,在中国儒学体系里,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后因东亚诸国（尤以日本为甚）对王阳明的极度推崇,而被称之为“阳明学说”或“阳明心学”,这是中国儒家学说的最后一个高峰,并逐渐成为近世启蒙思想的先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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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论坛》2021,(1)
身体是体育的载体和基础,老子虽然没有直接论述过体育,但他对身体的独特理解蕴含着别具一格的体育观。在老子那里,身体具有同自然一样的本体论特征,它内在包含着身心天然合一的身体结构观、贵柔守气的身体功能观、顺应自然的身体安置观。老子的自然主义身体观决定了他必然把保全身体作为人生的根本目的,由之形成关于体育活动的"摄生视界":拒绝有意识身体开发的活动,允许身体活动形式多样化,对开展体育活动的条件不刻意强求。在老子这种具有超越性的摄生视界之下,现代体育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身心二分传统根本无法消解体育中的异化问题,偏执于以身为主体的西方体育观无法平等对待其他体育形式与传统,对竞技体育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缺乏辩证理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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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国法、人情的冲突与整合──儒家之法的内在精神及现代法治的传统资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中国自秦汉至清末的两千多年中,社会性质未变,政治结构未变,法律体系也未变。有人称之曰：这是一个超稳定的系统。就这个系统的政治法律层面而言,是以儒家之精神为精神的,尽管实际上是“外儒内法”、“阳儒阴法”,但法家的东西毕竟还是上不得台面。那么,在政治法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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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早在西周以前就已产生。孔子也十分重视“孝”,他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对“孝”进行了新的阐释,并对“孝”的内涵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在合礼的范畴下,以一颗恭敬之心去奉养父母;孔子还将“孝”纳入自己的“仁”学体系,作为“仁之本”,为推广其仁学观念而服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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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石经及其文献学价值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在纸张发明以前，中国古代记载文献的材料是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等。其中“金石”的“金”是指商代至秦汉的青铜器，“石”则包含的范围较广，因为各种各样的石头都可以用来刻写文字以记录文献。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石刻文献是石经，即刻在石版上的整部儒家经典。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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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素为礼仪之邦。“礼”指的是关于礼的仪式和制度,儒家十三经中有三种是关于礼的专门著作（《周礼》《仪礼》和《礼记》）;二十四史中凡是有志的都有礼志;历代的类书、会要、会典乃至地方志等,都有相当的篇幅记述礼制。在中国古代,大到国家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小到个人的生活起居、待人接物,都归于礼的范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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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人的现代大学模式作为一种学制,丧失了某种“大学精神”。这种大学精神就是：居仁由义。这种大学精神乃蕴涵在“大学之道”之中。这种大学之道就是：立德爱人。这种大学之道最初表述在作为儒家“四书”之一的《大学》文本里。诚然,当我们用一个中国古有的词语“大学”去翻译西方的词语“university”并获得普遍认可的时候,这已经表明了两者之间尽管没有等同性,却毕竟存在着某种对应性;但这种对应性其实只是外在的,仅仅意味着,不论古今,所谓“大学”所指的都是教育体制当中在学龄上的最高阶段而已。换句话说,这种对应性并没有涉及大学的某种内在精神——大学精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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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2002,(2)
季羡林说，文明是对野蛮而言， 文化是对愚昧而言 季羡林在《论东西文化的互补关系》一文中论及文明与文化的异同。他写道，所谓文化就是包括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这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或者说，凡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精神、物质两个方面，并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就叫“文化”。文化与文明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文明指的是从一个野蛮状态，随着社会的进步往前发展，人类的智慧增加了，这叫“文明”。文化就是人类力量的往前进一步发展，人类社会中的艺术、科学等的智力的发展。文明是对野蛮而言，文化是对愚昧而言。这两个词，有时候能通用，如，“东方文化史”也可以叫“东方文明史”；但有时候不能通用，如“文明礼貌”不能说“文化礼貌”；“学文化”不能说“学文明”。“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文化”的对立面是“愚昧”。但“野蛮”和“愚昧”又有联系，“野蛮”中“愚昧”成分居多，也有不愚昧的“野蛮”。学文化是因为过去没有文化，学了文化把“愚昧”去掉了。讲文明礼貌是过去不文明，有些野蛮。提倡文明礼貌，把“野蛮” 的成分去掉了。 — —们匕京日报》理论周刊 李宗耀认为：界定中国“少数民族文化” 应兼取广...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