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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建华 《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1(2):F0002-F0002,F0003
在关于夜郎的诸多问题中,夜郎王城究竟现在何处,始终是贵州史学家与考古学家难以破解之谜。要判定夜郎王城之所在,首先就必须以最原始的史料《史记？西南夷列传》为依据,然后再参照其他文献和考物发现的材料进行甄别。司马迁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写作《史记》,并且又曾在夜郎王国尚存的汉武帝时代亲临西南夷,从现在考古工作者在原西南夷区域发掘出土的实物,可以说明《史记》中的许多重大史实是可信的。比如《史记》说：“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现滇王印早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根据《西南夷列传》中的记载,考察夜郎王城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夜郎王城距爿垌江不远;第二,蜀地商人常在夜郎卖枸酱,并由 柯江乘船到南越番禺出售;第三, 柯江属于联系黔粤的珠江水系,从夜郎王城不远处可以通航直达番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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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安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2,(4)
中国的不少成语都是与历史息息相关的 ,成语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有一个成语 ,大家想必耳熟能详 ,那就是“夜郎自大”。然而 ,你可曾想到 ,这个带有浓厚的贬义的成语 ,却掩盖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夜郎之出名 ,都是自大惹出的问题。公元前 1 2 2年 ,西汉使者来到夜郎 ,夜郎王问了句贻笑两千多年的话———“汉孰与我大 ?”由此造就了那个遗臭千古的成语。其次 ,我们平心而论 ,夜郎自大并不是毫无缘由的。因为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传》记载 ,“西南夷君长以十数 ,夜郎最大” ,“所得精兵十余万” ,虽然只是片言只语 ,但也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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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7,(4)
犍为郡的设置是汉武帝开拓西南夷的标志,其设立与调整,贯穿经略西南的全过程。其间大致经历六个阶段:唐蒙上书请通夜郎;唐蒙出使夜郎;唐蒙为都尉,治南夷道;司马相如通西夷;公孙弘请罢西夷;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夷。武帝开南中,以通路置郡为首要任务,具体实施过程中诸多人物、事件纵横交织,各个环节错综复杂。凿山开道艰辛漫长,置郡设县几经反复。如果上溯到高后六年"城僰道,开青衣",则汉朝四代君臣前后相继,付出了70余年的不懈努力,才在西南夷地区初步实现了郡县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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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郎与巴蜀相关民族的族属问题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李绍明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5(4):86-89
先秦的巴、蜀和先秦至秦汉的夜郎三个西南方国,疆界连接交错,关系极为密切。古代的巴、蜀、夜郎地区的主要民族所处区域虽先后有别,但秦之时其分布的大体格局就已经形成。整个巴、蜀地区在古代称为“夷越之地”,这里的“夷”是指氐羌族系的民族,而“越”是指濮越族系的民族。“西南夷”中的氐羌族系与现今的藏缅语族有关,濮越族系与现今的壮侗语族有关。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仍基本没有改变,即今西南地区除了苗瑶语族的民族外,壮侗语族和藏缅语族的民族基本上仍是当地的主要民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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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自汉武帝大力开发西南夷,派遣唐蒙入使夜郎以后,礼乐文化也逐步传入了偏远的贵州地区。从贵州清镇、平坝、黔西等地汉墓所出土的文物就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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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莎莎 《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12(4):62-67
礼乐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自汉武帝大力开发西南夷,派遣唐蒙入使夜郎以后,礼乐文化也逐步传入了偏远的贵州地区。从贵州清镇、平坝、黔西等地汉墓所出土的文物就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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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猛 《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12(2):50-53
汉代文化的核心是礼学文化。汉武帝修五尺道,通西南夷,设军事据点,推行郡县制,礼学也随之传播到偏远的贵州地区,并对夜郎政权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赫章可乐、安顺宁谷等汉墓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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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长忠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5(1):106-110
“西南夷”地处边陲,其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是从汉武帝刘彻对“西南夷”经略开始 的。汉武帝时期,随着汉王朝的强盛,经略“西南夷”的条件日趋成熟。汉武帝通过设置郡县加强 对“西南夷”管理,同时实行“故俗治”、“毋赋税”、募兵屯垦和开凿交通干线等一系列开明的政治、 经济、文化政策,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西南各民族的团结与融合,加快了“西 南夷”地区进入封建社会的步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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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文化的核心是礼学文化。汉武帝修五尺道,通西南夷,设军事据点,推行郡县制,礼学也随之传播到偏远的贵州地区,并对夜郎政权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赫章可乐、安顺宁谷等汉墓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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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炳清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8,(5):62-65
司马相如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怀有建功报国的伟大志向。在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历史进程中,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平息了唐蒙事件,稳定了汉在巴蜀的统治,保证了通西南夷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亲自出使西夷,使汉朝与“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得以加强,增强了“西南夷”对汉王朝的政治认同,为汉武帝后来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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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至西汉初年六百多年间,在今川西南、滇东北的昭通、曲靖至贵州西部一带,方国、部落林立,互争雄长,西僰、牂柯、夜郎为其代表,曾经名噪一时,称雄一方,既参加中原盟会,又与巴、楚、邛都、滇国交通。汉武帝开西南夷,正是以部族为基础,在僰人区域设置犍为郡,夜郎境域则为牂牁郡、滇为益州郡、邛都为越嶲郡。夜郎西部包括有今天云南昭通,贵州赫章、威宁等境域,此时的昭通境内还有与夜郎并称的＂僰侯国＂,犍为南部的朱提（今昭通）地区则也称为＂西僰＂。 相似文献
13.
颜建华 《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5):1-4
先秦两汉时期,夜郎族群对外联系较为频繁。通过商贸交易,夜郎与南越结成联盟;通过经济文化的长期交流,夜郎受到了滇文化的较深影响;通过古“夷道”,夜郎与巴、楚及内地有了往来;通过古“栈道”,在与巴蜀交往中,中原文化传播到了夜郎区域。秦及汉初,巴蜀与夜郎的交流并未中断。夜郎纳入郡县制之后,通过南夷道,中原文化在夜郎区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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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昭著 《中国小学语文教学论坛》2006,(32)
李白诗中有两个所在地不同的夜郎:一个是《流夜郎赠辛判官》和《南流夜郎寄内》中的“夜郎”,亦即唐肃宗流放李白的地方;一个是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中的“随风直到夜郎西”一诗中的夜郎。对于这两个夜郎,过去的一些注本,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而且说指汉代的夜郎国所在地,或说在现在的贵州、云南、四川地区,或说在今贵州省遵义或桐梓地区。《汉语大词典》上就是这样注的“:夜郎,汉时我国西南地区古国名。在今贵州省西北部及云南、四川二省部分地区。”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一诗中的“夜郎”,多说是在今贵州遵义或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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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颂成 《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7(6):77-78
从李白写《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起，到10年后他自己被贬夜郎途中所写的表达幽怨情怀的诗，实际上就完成了文学上的“夜郎”意象的整合，李白迁谪文学中的“夜郎”情结，就是那种迁徒遐荒的幽愤、孤独与绝望的感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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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庆富 《历史教学(高校版)》1982,(2)
一西南夷的范围与郡县制设置“西南夷”是两时代对分布在今日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云南、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的专称。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的记载,在汉以前的典籍中已经出现。然而,最早以“西南夷”名称来记载这一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的,是西汉时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在举世闻名的历史巨著《史记》中,专立《西南 相似文献
19.
李国栋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10):1-16
通过以地名学、考古学和民族学为基础,详细地考察稻作文化在贵州的传播过程。贵州的稻作文化来自湖南常德澧水下游的稻作遗址群,主要传播途径是沅江、澡水和舞阳河。“且兰”国是贵州稻作文化传播的第一站,其都邑位于黄平县旧州镇天官寨大坝子,苗族族属,从事湿地原始稻作,与湖南常德澧水下游的稻作遗址群一脉相承。文章首次破译了“且兰”的苗语含义,实证出贵州稻作文化传自湖南。“夜郎”国是贵州稻作文化传播的第二站,由湖南迁来的苗族与贵州西部的古越族共同创建,“夜郎”（yelang）为“yina”之音转,本义即“神圣稻国”。其都邑位置学界已有几种学说,但笔者现在又提出一个新学说——“夜郎都邑望谟说”。文章认为,“夜郎”国都邑位于望谟县城所在的望谟坝子,蔗香河是其门户,直通北盘江、南盘江与红水河汇合处。“夜郎”国控制着水路交通要道,是西南地区稻作文化的中转站。经其中转,稻作文化继续传往广西西部、云南东部和越南北部。越南的“东山文化”与“夜郎文化”密切相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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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烈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4,(4)
许慎是“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宝藏”──《说文解字》的作者①，他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是一位划时代的伟大人物。关于许慎的生平，比较详细点的记载只有《后汉书》卷一百九下《儒林·许慎传》，但仅有八十五字②，生卒年皆不详。其他的一些材料，如许慎子冲《上说文解字表》，《后汉书》卷一百十六《西南夷·夜郎传》，《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四引《汝南先贤传》等，也偶或涉及，但叙述都很简略。清代学者严可均，根据上述材料及其他有关资料，对许慎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证，写成了《许君事迹考》一文。严可均认为许慎“盖生于（东汉）明帝朝”。其主…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