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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县清虚观八思巴字蒙古文圣旨碑考释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在山西省平遥县城关镇清虚观内有一座八思巴字蒙古文圣旨碑。碑面刻有元朝皇帝于鸡儿年九月五日所颁的八思巴字蒙古文圣旨。碑阴刻有圣旨元代白话文译文。现有文献记载都是依据碑阴所刻的元代白话文译文 ,从未发现有人对八思巴蒙古文进行考释。这通武宗曲律皇帝颁发的八思巴字蒙古文圣旨碑的发现 ,不仅增添了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献 ,而且对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献及元代历史文化研究 ,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笔者对碑文重新进行了考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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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呼格吉勒图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8,(4)
八思巴字是元世祖忽必烈特命国师八思巴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自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六年(1269年)下诏书正式颁布启用“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之后,八思巴字便通用于整个元代约一百余年。后来随着元朝的灭亡而逐渐被废弃,成了死文字。八思巴字作为元代“译写一切文字”的“元国字”,记录了蒙古语、汉语、藏语、梵语、维吾尔语以及其它目前还不能确定的语言,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宝库。镌铸书印八思巴字蒙古语而流传至今的文物有碑石刻、牌符、印章、钱币和书经(残卷)等。我国有关八思巴字的汉文史料和典籍有《元史·释老传》、《元典章》卷一、元盛熙明《法书考》、明陶宗仪《书史会要》(1376)、元刊《事林广记·百家姓蒙古文》、朱宗文校订《蒙古字韵》二卷。据杨耐思、照那斯图介绍,明赵崡《石墨镜华》(1618)中录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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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扬碑》,篆额《密云太守霍扬之碑》二行8字,北魏景明五年即北魏正始元年（504年）刻。原石在霍村霍氏家族墓地,碑高192厘米,宽96厘米,厚20厘米,碑文正书,17行,行27字。碑文记载了霍扬家族的由来与事迹。书法方整典雅,古色照人,有《爨龙颜》、《高灵庙》风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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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公碑》全称《魏兖州刺史郑羲碑》,又称《郑羲碑》。北魏摩崖刻石,因是碑的形制,后世多以“碑”称。北魏永平四年（511年）,兖州刺史郑道昭为了纪念其父郑羲所刻。碑刻两处：初刻在平度天柱山巅(习称上碑),重刻于掖县南方云峰山（习称下碑）。两处内容基本相同,都是记述郑羲的生平事迹。上碑在今山东平度县天柱山最高处,碑身高约300厘米,宽约100厘米,字体略小于下碑。《校碑随笔》载,碑文为20行,行50字,总计约1000字。因石质较差,今文字磨灭较甚。下碑在今山东莱州市云峰山,碑身高约300厘米,宽约300厘米。碑文50行,行23～29字不等,共1300多字。字体较上碑略大,文字完好。两碑碑额均为正书2行7字“阳郑文公之碑”,碑首题“魏故兖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无撰书人姓名,由字体与郑道昭在云峰、天柱等山题诗、题名的风格,推为郑道昭所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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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建红 《中学语文园地(初中版)》2005,(9)
许慎《说文解字》:“碑,竖石也。”古时,人们把立于宫、庙、殿、堂门前的用以识日影及拴马匹的石柱称为碑。汉代经学大师郑玄说:“宫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也。”《礼记·祭义》:“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丽:拴)于碑。”那时的石碑上没有文字,不具有纪念的意义。后来,在人死入葬时,人们在墓坑旁树立石碑,并凿上孔,用以系绳徐徐下棺。这时的碑只是行葬时使用的一种工具,没有文字,也不具有纪念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开始在这些石碑上刻字记事,作为纪念或标记,因而产生碑文。这种碑文在秦代称为刻石,如李斯峄山之刻。汉以后始称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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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概述】《孔宙碑》,全称《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东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七月立。碑高241厘米,宽132厘米。碑文隶书15行,行满28字,首行为"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铭"。(见图1)《孔宙碑》是为颂扬孔子十九世孙泰山都尉孔宙政绩而立。碑阴刻立碑关系者姓名。此碑一直立在曲阜孔林内的孔宙墓前,清乾隆年间移至孔庙内。现存曲阜市孔庙汉魏碑刻陈列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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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概述】《衡方碑》,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九月立。碑高240厘米,宽110厘米,厚25厘米,隶书23行,每行36字。碑额题隶书"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额下有穿,穿下书刻碑文,记述衡方生平,颂扬其为政功绩。碑末刻"门生平原乐陵朱登字仲希书",汉碑中很少有书写者姓名,此极为罕见。此碑原在山东省汶上县中店村,现存山东省泰安市岱庙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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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隽修罗碑》,北齐皇建元年（560年）十二月刻石。碑高五尺,宽二尺三寸,分三部分内容：上截高七寸,为碑额,题“大齐乡老举孝义隽修罗碑”12字,4行,行3字;中截序文和赞词,17行,行21字;下截为题名,共计四列,每13人或多或17人不等。碑阴刻《维摩经》,计11行,行23字。此碑,清乾隆年间在山东泗水县城东50里韩家村天明寺出土,嘉庆七年移至城内学宫。1954年毁。此碑书法,极似魏碑中的《侯太妃造像记》和《比丘道匠造像》。康有为认为,具有“峻朴”的特点,是齐、周隋碑中的“绝出新体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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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在固原县开城古城址发现一石碑。碑下部残损,碑文(附后)有缺损。首记“元统乙亥蕤宾望日”,即元顺帝元统三年,当为公元1355年5月15日。从碑文内容推知,大约是为修葺祠庙而立。落款立碑人之一,“开城州知州朵儿只”,《嘉靖固原州志·重修朝那湫龙神庙记》载:“元统乙亥,月届蕤宾,连旬不雨,禾且告病,知州朵儿只先一日斋戒,躬率僚吏奉币祝恭,事祠下。”可知此碑是为镌记重修朝那湫龙神庙开城州僚吏捐赠钱物事或“奉币祝恭”事而立。碑文涉及元代开城职官设置、官置机构等,是研究元代开城政区建置及官制、兵制等问题的第一手资料。作者依据大量元史史料,结合元碑提供的资料,论述了元代开城政区的建置及官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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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概述】《封龙山颂》,也称《元氏封龙山颂》,东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刻。碑高160厘米,宽93厘米,无碑额,亦无穿。碑文隶书15行,每行26字。此碑为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河北元氏知县、著名学者刘宝楠在该县王村山下访得。运工在运至城内文清书院时,嫌其太重,擅自破而为二。虽经嵌合,但裂痕犹存。此碑碑文述说常山相蔡、长史沐乘等修祠祭祀封龙山,以求国富年丰之事。清人对《封龙山颂》的书法艺术多有赞许: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中说:"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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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思春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0(4):62-65
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碑主韩仲卿即韩愈之父,碑文记载了韩仲卿以上仕唐五世及远祖韩茂,然其传本"七代祖茂"世次讹(刻碑者所误),后来谈韩愈先世者皆据李白此碑误本而又误改"七代祖茂"为"六代祖茂",使与仕唐五世承接无间,遂成北魏人生唐人之谬,其谬相沿至今。笔者发现《魏书·韩茂传》、《周书·韩褒传》、《旧唐书·韩瑗传》实相承接,由此揭示出"七代祖茂"之"七代"当是"十一代"之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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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3):13-17
关于东平"汉光禄勋刘曜碑"的著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宋代。自欧阳修《集古录》至洪适《隶释》,此时的刘曜碑碑额、碑阴俱在,虽文字磨灭严重,但尚可识别二百余字;第二阶段是清同治九年以后。复出土的刘曜碑残缺更甚,不仅碑阴、碑额全无,对于残存碑文的辨识亦成难题,时任东平知州宋祖骏刻《记》于碑之左上角。民国十七年,此碑再度佚失。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