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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忠伟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4,(1):39-43
作为唐代官方经学代表著作的《五经正义》,其成书非一时,前后历经20年才正式颁行。《五经正义》的作者也非一人,《五经正义》为孔颖达主持,故其疏文一般题为"孔颖达疏"或"孔疏"。不过,就《五经正义》撰作者而言,这一提法是不恰当的。《新唐书·艺文志》分别详列各经《正义》的作者群和覆审人员,已显示出《五经正义》之著作权不仅限于孔颖达一人所有,而为五组不同疏解作者群所共有。《五经正义》修疏者的师承背景差异极大,对于各经《正义》的思想宗旨和见解,应分别对待,分经研究,不能笼统以"孔颖达著作"或"孔颖达思想"概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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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亭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7):84-88
作为唐初名重一时的巨儒,孔颖达毕生致力于经学,贞观十二年由他领头修撰的《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今天我们所见的《十三经注疏》之五经,就是以孔颖达的《义疏》为底本的。此外,孔颖达还分别于贞观三年和贞观十一年参与了《隋书》《大唐仪礼》的编撰,贞观十一年又撰写了《孝经义疏》,有文集五卷。遗憾的是除《五经正义》和《隋书》流传下来外,其他著作早已亡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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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正义》是唐代著名经史学家孔颖达的训诂专著,对唐代训诂及后世训诂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孔颖达生平、《五经正义》的撰修过程及其在训诂学上的贡献三方面展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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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顾野王及其（五篇）顾野王,字希冯,南朝梁吴郡吴（今苏州）人。生于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年）。年12,随父到建安（今福建省建巨南）,曾撰（建安地记）二篇,年长,遍观经史,精记默识,天文地理,春龟占候,虫篆奇率,无所不通。梁武帝大同四年（538年）,为太学博士（太学的教官,教太学生）,迁中领军临贺王府记事参军（王公府、军府之佐史,掌书记文翰）。梁亡,入陈。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年）,补撰史学士（负责修撰国史之官）,复加招远将军。陈宣帝太建H年（570年）,迁国子博士（在国子学教国子生）。太建六年,除太子率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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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武帝为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帝国的统治,采用董仲舒"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公元前124年正式成立了太学,作为中央的最高学府.太学设在京都长安的西北城郊,规模相当可观.太学的教官称博士.武帝时置五经博士.博士各专一经,在太学中以专习的一经对弟子进行教授.原来《诗》、《书》、《易》、《礼》、《春秋》五经,每经只有一家之说,后辗转传授,各有增改,发展到五经十四家.于是至西汉末年太学里的博士也增加到了14人.博士皆由征拜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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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东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3(4):96-100
《五经正义中蕴藏着孔颖达许多文献整理和注释方面的成就。通过主持编定《五经正义》，保存了大量历史文献，统一了儒经的文字和注释。在文献注释方面，采用了既注经文、又释传注，考订前注谬误，尊重原经的原则和方法，在训诂学和传统语法领域亦多有发明，对后代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孔颖达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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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酒封建王朝专门教育公卿大夫和三品以上官僚子弟的学校称国子监或国学、太学。国子监的最高长官称祭酒（祭酒原非官名，古代人宴会或祭祀时，推一年高望重的人先举杯以祭，称祭酒。隋唐以后始称国子监的主管官为祭酒），官多为从四品。司业隋后至清末，国子监设有司业官，为国子监的副长官，协佐祭酒掌国学诸生训导之政令，官为正五、六品。博士国子监的助手，官位多在正七品到正六品。为培养各类专门实用人才，从东汉到隋末，在当时的京城还建有各类专科学校，依据其专业，分别设立了律学博士、医学博士、武学博士、算学博士、书学博士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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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磊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59-68+175
东晋太学建于司马睿称帝的前一年（317）,国学立于咸康三年（337）。国学在永和八年（352）遭到罢废后,又于太元九年（384）复建。东晋太学博士之制经历了从五博士制到九博士制,再到十一博士制、十六博士制的发展过程。太学、国子博士的选任虽以明经为首要标准,但仍是政治场域的人事安排。东晋前中期,博士被朝廷视作政治资源用以巩固地方统治。朝廷以博士征召的方式笼络地位边缘的会稽士族。与琅邪王氏争夺江州的颍川庾氏,则以荐举江州人物来争取民心。淝水之战后,博士的议政权及太学、国学的政治象征性,被孝武帝加以凸显并运用在与门阀的政治博弈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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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刊:高等教育版》2010,(15)
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人。博涉文史,早知名。高祖入关,引直记室,转起居舍人,迁秘书丞。与侍中陈叔达等奉诏撰《艺文类聚》。奏请修历代史书,德棻修《周史》,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贞观中,累官礼部侍郎国子祭酒,兼崇贤馆学士。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今存诗一首于《全唐诗》,文五篇于《全唐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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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倩 《语文学刊:高等教育版》2010,(8):64-65
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人。博涉文史,早知名。高祖入关,引直记室,转起居舍人,迁秘书丞。与侍中陈叔达等奉诏撰《艺文类聚》。奏请修历代史书,德棻修《周史》,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贞观中,累官礼部侍郎国子祭酒,兼崇贤馆学士。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今存诗一首于《全唐诗》,文五篇于《全唐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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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琨荧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1994,(2)
《经典释文》为唐·陆德明所撰。陆德明(约公元550—630年),名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受学于玄学大师周弘正。仕陈,为始兴国王左常侍。入隋,炀帝擢秘书学士,迁国子助教。唐高祖李渊称帝后,秦王征为文学馆学士。太宗贞观初,迁国子博士,封吴县男。是著名的经学家、训诂学家。他于陈后主至德元年(公元583年)开始编纂《经典释文》,大约完稿于隋灭陈(公元589年)之前。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中云:“细检此书,所述近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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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善文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
中国《周易》学说发展到汉代,形成以“象数”学为主流的学术趋势,《易》家必本于卦象爻象以立说。至三国魏王弼（字辅嗣）作《周易注》,力扫“象数”之弊,独标以《老》、《庄》玄理说《易》的新风,于是“象数”《易》学渐衰,而“义理”《易》学日盛。历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间,王弼“扫象阐理”的《易》说几乎笼罩整个学术界,虽东汉大儒郑玄的《易注》也不能与之抗衡。 到公元七世纪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敕命孔颖达等人主修《五经正义》,其中《周易正义》采用王弼、韩康伯注本,孔颖达为之作疏。王弼《周易注》原只涉及六十四卦经文和附于各卦的《彖传》、《象传》、《文言传》,而《系辞》以下诸传不注,后有东晋韩康伯承王弼之旨续注余篇。由于孔颖达《周易正义》选用王、韩旧注为定本,唐代开科取士的《易经》教科书,即依此为准,遂使王弼以“义理”为主的《周易》学说在此后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王弼《易注》开始盛行的东晋期间,为之续注《系辞》以下各篇者,有谢万、韩康伯、袁悦之、恒玄、卞伯玉、荀柔之、徐爱、顾欢、明僧绍、刘（王献）等十人（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吴承仕先生云:“自元嘉以来,王《易》盛行,独阙《系辞》以下不注。故自谢讫刘专注《系辞》,皆继辅嗣而作,其同以玄远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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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敏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7(11)
唐代初期《五经正义》的问世使经学得到空前统一,而奉敕编纂《五经正义》的孔颖达于“三传”中独选《左传》以释《春秋》、并屡屡强经就传之举,使《左传》在《春秋》经传中的地位呈独尊之势,“遗经存传”之风盛行。但“安史之乱”后,以啖助、赵匡等为代表的“新春秋学”派却独尊《春秋》,对《左传》进行了诸多质疑和贬抑。而啖、赵此举已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探讨,更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需之举,体现出了一片拳拳救世之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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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刊:高等教育版》2016,(12)
孔颖达等人是《五经正义》的编撰者,书成之后,唐太宗没有忘掉他们,除了下诏褒奖外,另赐布帛有差。《五经正义》的内容包含三部分:一是经文,二是注文,三是疏文。疏文主要是采用唐代以前众多学者义疏为蓝本,加以剪裁而成。唐太宗又下诏"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名奏闻,当加引擢",惠及死者子孙。至于经文和注文,涉及《五经》作者、编者和注家,唐太宗也没有忘记,贞观二十一年诏书就是特地为此而发,把这二十二人当作先师来对待,从祀先圣孔子。唐太宗这三道诏书,可谓考虑周密,滴水不漏。 相似文献
20.
李金坤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
唐代《诗经》文本研究之状况颇具时代特色,大致表现为:其一、《诗经》学著作大多亡佚,存世者甚少。今存者仅有孔颖达《毛诗正义》、陆德明《毛诗音义》、成伯瑜《毛诗指说》、贾岛《二南密旨》等四部。其二、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诗经》主旨、音义、典章与词汇的阐释,这与唐代科举需用《诗经》著作有密切关系。其三、《诗经》学著作中,既有对《毛诗传笺》内容的承传,又有对其解说的否定,另创新说,体现了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与时代特色。其四、《诗经》研究者中,不少人本身既是学者,又是老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传授给学生,薪火相传,文脉赓续,自然形成优良的诗学传统。其五、以孔颖达为首主撰的《毛诗正义》是《诗经》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诗经》所开创的现实精神与比兴艺术优良文学传统,直接滋养了唐诗"丰神情韵"的思想与艺术精神。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