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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辛亥革命後的兩年,王國維(1877-1927)完成了現代戲劇史的開山之作《宋元戲曲史》.從那時起,中國戲劇史就成為系統性的學術研究之對象.王國維的興趣主要是在宋元兩代的戲曲,他的書却采用了主導着西方近代學術傳統的進化史學和精英史觀,以宋元戲曲為最高成就描畫了一條中國戲劇發展的軌迹,追溯其起源,整理其發展之脉絡,從中探尋獨特的中華美學傳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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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天瑜的一生致力於中國文化史研究。他的文化史研究論著,有一條清晰的紅綫,這就是深深地摯愛中華文化,爲此,他一直在執着地追問和探尋中華文明是一種什么樣的形態,它的生存機制如何?它的血脉是如何傳遞下來?由此進而去探求中華文化未來的發展方向。爲了回答這些問題,馮天瑜圍繞中國文化的生成機制、文化特質,中國文化的元典精神,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形態,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等中國文化史的重大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建構了一個系統認識中國文化的體系,并在文化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上作出重要貢獻。他從觀念文化轉向制度文化,對中國歷史上的“軸心制度”——周制與秦制進行别開生面的研究,所著《“封建”考辨》振聾發聵,而《周制與秦制》則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部著作。他關懷并憂患於中國文化乃至人類文明的當下與未來,以木鐸之聲警醒當世。他病危之前,將其有待出版的口述史的標題定爲:“向着公民的無悔抉擇”。這是他對自己一生學術和思想人生歷程的自我定位,是對這個世界的莊重宣言,更是對陳寅恪“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遥遠致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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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之道”是對中國文明的超越秩序的最簡要概括,與沃格林的原始存在共同體的四元結構具有明顯的對應關係。在將沃格林關於意識的平衡的主題擴展爲教化的平衡之後,通過對《中庸》中論述聖人之道的一段話的深入分析,我們能够得出結論説,中國文明中强烈的宇宙論關切,并非像沃格林在韋伯的影響下所認爲的那樣,是精神突破不徹底、不完全的表現,而是出於教化的平衡這一重要考量有意保持的。這爲我們理解中國文明的藝術性特徵——相比於希臘文明的哲學性特徵和以色列文明的宗教性特徵——提供了新的視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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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以後中國的國情秦漢奠定了中國大一統的格局,二千多年來,統一成為主流,認為是正常現象,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從秦漢打下了基礎。 認清古代國情,總要摸清古代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古代何時進入封建社會,關於中國古代歷史分期問題,史學界至少有四種說法,本文不打算從社會分期的角度來判析國情,試從中國古代社會結構的基本矛盾的角度進行初步探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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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將中國文化特性定義爲“心的文化”,并認爲“心的文化”乃是一種“形而中學”。其對“心的文化”與“形而中學”之獨特詮釋路徑,於新儒家群體中獨樹一幟。徐復觀高揚“心學”這一道德主體建構之路徑,對孟子、荀子、莊子及宋明心學之疏解極細密而深入,既出新解於陳編,又爲心學開生面。其强烈的現實取向,使其詮釋非虚無縹緲形而上的玄思,而是與現實社會共呼吸的的生命哲學。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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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的傳承源遠流長,“三禮”中所描述的“禮”,不僅僅是周代之禮,更是自虞夏殷商始、甚至更爲久遠的中華古禮的總結與繼承,是自三代以來的中國早期禮學文明的歷史書寫。這使“三禮”的内容特别豐厚,是我們認識中華民族文化的淵藪。“三禮”所記載的主體雖然是周禮,但它也不是周代禮制的純客觀記載,而是在周禮基礎上的再創造,帶有很强的理想化色彩。“三禮”中包含了先秦思想家對於“禮”的深刻思考,立足於現實又要超越現實的執著的理想追求精神。“三禮”的書寫,體現了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和博大精深,也體現了中國人的文化智慧。“三禮”是中華民族最早的禮義文明建構,到今天仍然是取之不盡的文化財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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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對於《詩經》的研究持續了兩千餘載,學者們從史學、文學、詩學、經學等諸領域進行把握,可謂精深而周致.音樂學界通過“歌詞”把握音樂的結構意義,亦有相當收獲.由於兩周不具備記錄音樂本體之旋律音調的條件,這焉後人認知這一時期的樂文化造成局限.音樂學界與大學術界研究《詩經》所面對的文獻具有同一性,由於樂轉瞬即逝的“時空特性”,在缺乏有效記錄手段的情狀下對樂本體深入研究困難重重,只有透過文字去揣測樂之存在以及時人對樂之理解.樂是兩周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所謂《詩》《書》《禮》《易》《樂》《春秋》,爲“六經”之一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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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梁啓超(1873-1929)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選編的《節本明儒學案》一書,可能因爲是"節本"之故,一向少被研究梁啓超生平和思想者所注意,也未受到研究《明儒學案》者所研究.但從書本的內容以及著作目的等處看,此書與梁氏同年所著的《德育鑒》一書,其實與他在逃亡國外時期的政治志業有着莫大關係,而《明儒學案》原書正是他致力於維新運動時的主要思想源泉.本文從《節本明儒學案》的著述背景及內容特色的研究,探論梁氏對清末中國政治前途的感想和主張,對同志的期待以及對中國文化的體會等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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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三生石畔紅學新說",即學界俗稱的"土默熱紅學",系筆者積三十五年之功,獨力創立的一個紅學新說.這一學說對《紅樓夢》產生的時代背景、思想源流、文化傳承、民俗宗教等,另闢蹊徑進行了新探索;對作品的創作綠起、故事素材、人物原型、審美建構等,别開生面做出了新闡釋.該學說由晚明氣脉論、洪昇著書論、蕉園素材論、西溪背景論、釵盒情綠論、遺民思想論、芹溪托名論、脂硯評點論、假語村言論、浙西發源論等十論構成,自成體系并自圓其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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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是法國耶穌會士主導西方"北京經驗"的時代.不管從來京耶穌會士的人數及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考處,還是從留下有關"北京經驗"文獻材料所占的分量估衡,法國耶穌會士在西方來京人士中均占有優勢.同其它國家傳教士舆羅爲教廷的密切關係相對有别,法國耶穌會士從其1700年成立傳教區以來,就自成一體,保持着自己内部比較密切的組織關係和通訊聯系.本文主要以法國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以下簡稱《書簡集》)爲考察對象,探討這一文本所展示的法國耶穌會士豐富的"北京經驗".誠如法國學者德爾尼所説:"這些書簡目前仍未失掉其重要意義.首先,它們具有歷史文獻的價值,而且也是中國在十八世紀曾對歐洲施加過巨大影響的見證."①歐洲學者對這些歷史材料頗爲重視,許多學者投入這項課題研究,詹嘉玲指出:"在歐洲保留下來的數量大得驚人的資料(它們在中國本土却很稀少,也很難得到),使之成爲一項整個歐洲大陸範國内的課題.這些檔案也形成了有關中國最古老的西文文獻特藏."②由於語言的障礙和材料的缺乏,現有的中文研究成果相對薄弱,中國學者最早專門研究這些文獻的是閻宗臨先生,他早年在法國撰寫的博士論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③對《中華帝國全志》和《書簡集》有較爲系統的研究和較多的利用.近期張國剛的 《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争——明清傳教士舆中西文化交流》、張西平的 《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舆西方漢學的與起》兩書亦闢有專節探討、研究《中華帝國志》和《 書簡集》,④篇幅相對比較簡略.其它相關成果多集中於法國耶穌會士舆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科技交流).⑤本文限於篇幅,主要發掘和解讀《書簡集》舆北京有關的材料.事實上,十八世紀歐洲的"中國熱"(Chinoiserie)舆法國耶穌會士在他們書簡、報告中對其"北京經驗"的濃重渲染,有着直接的關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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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經由中西哲學的宏觀對比,指出華人文化傳統所重視的在“生生之德”,是“天地人交與參贊而成的總體”,而强調人與世界的相互迎向下,而着重在真存實感的根源性感通,而其内聖外王的架構,亦須得置於此來理解。這一生生之德的傳統,它强調的是“我與你”,這樣的主體互動感通、和合爲一。相對而言,西方文化主流傳統所重視的是經由一“主體的對象化活動”對於客觀對象的確認,人之做爲理性的動物,經由“我與你”這樣的存在樣式,而開啓其主智的傳統:再者,作者指出西方神秘主義傳統和中國的生息感通的傳統雖亦有其可會通處,但因爲理性的樣式不同,其中亦自有其異同。又西方近代哲學自笛卡兒(R.Descartes)標識出“我思故我在”以來,便轉而形成一外顯的理智主義傳統,這可以説是西方現代性的起源。經由對比性的思考,我們可以衡定中國哲學中的人文主義和西方哲學中的人本主義之異同。最後,作者指出“覺知”是從“意識之前”到“意識所及”的過程,“覺知”不只涉及於方法論,而且是存有論的問題;吾人經由“覺知”,穿破表象、進到實象,即此實象即是本體。如此之覺知,是一根源性的、實存的、感通的契入,這便是生生之德、存在的道德真實感的“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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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妙之门——北极与太一、道、太极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本文詳盡地考證了中國古代天文學、神話學、哲學及巫術的四個根本性概念北極、太一、道与太極,指出這四個概念在語義上的互通來源於感覺上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之所以在中国古代人心目中產生乃是由於它們的確有一個共同的淵源,即它們都出自古人對天象的觀察、想象、體驗及模擬,這一奇特的文化現象在中國古代的發生与整合,使中国古代的科學、宗教、哲學乃至巫術等各個本來差異甚大的領域竟有了一個和諧秩序与內在邏輯,並强有力地影響了中国古代思維模式。因此,中國古代對以北極為中心的天象的觀察、想象、體驗与模擬,有可能是使中國文化迴異於其他文化的一個“众妙之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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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確實陷入了困局,似乎讓人無家可歸,中式“歸家”,由此立論。現代性困局,被確定爲個人主義引發的冷漠無情、虚無主義、專制主義。因此,作别西方的個人主義、理性主義的現代性設計,引入中國古代的家哲學理念,是將人類引向個體與親親、理性與情感皆具的健康之路的必然選擇。這一對家所做的過載之想,讓家完全無法承受超重的負擔:其對家所寄望的抗擊冷漠無情、虚無主義與專制主義,是一種毫無經驗支撑的純粹虚構;其在古今之維伸張的以中濟西,是一種將傳統裝扮成現代之後的“以夏變夷”;其在中西之維闡釋的矯正西方弊端,是一種中西絶對相異辨析之餘的堂吉訶德式舉措;其所依傍的西方比較對象,因爲僅及德法和基督教改革運動一端,而成爲錯傍的他者;其所主張的在西方之外、中國之内尋求現代性解困的思路,是一種錯置因果的表現。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