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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卜辞看商代的人祭之法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孟鸥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17(4):23-32
祭祀在中国古代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左传·成公十三年》云 :“国之大事 ,唯祀与戎” ,殷商正是此种说法的代表之一。商代祭祀至为频繁 ,可以说是无日不祭。从甲骨卜辞来看 ,商代祭祀的对象主要包括神衤氏(天帝、日神、云神、四方神、山神、河神、社神等 )和祖先神灵 (先公、先王及先妣 )两个方面 ,其中又以祭祀祖先的内容为多。祭祀神灵需要供奉祭品。卜辞中最常见的祭品就是牛、羊、豕等动物牺牲及用人作祭品的“人牲” ,此外还有玉帛、粮食、酒等等。以人作祭品祭献神灵 ,古书称“用人” ,后世称为“人祭”。人祭应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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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平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27(1):111-112
祭品作为一种奉献给神灵的礼物,是宗教信仰者向神灵传递各种信息、表达思想感情和心理意愿的媒介或载体,是人与神进行交换并且相互认同的途径和手段。本文以史书相关记载为例,列举了祭祀所用肉类、粮食类、蔬菜和水果类、酒类等各种祭品,对其所祭祀的等级及应用场合进行了分析,对各类祭品的形态特征与选用原则进行了阐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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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爽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3,(9):31-33
清代的鹿祭制度对鹿类祭品应用的祭祀时节、祭祀对象、祭祀规格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清代鹿祭制度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一是鹿类祭品用于祭祀规格较高的大祀和中祀中。二是在上祀、中祀、群祀各种祭祀活动中,皆用以活鹿羔作为牺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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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武 《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2):27-31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君臣祭祀神灵坚持"正祀",反对"淫祀",遵守"祭不越望"、"祭不越分"的祭祀规则,主张祭品"不求丰大"、"不羞珍异,不陈庶侈",反对以奇珍异物作为祭品。在楚人的占卜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并非神的意志,而是人的意志。楚人祭祀与占卜中的理性精神一方面使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张扬,另一方面也减少了非理性因素对事态发展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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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解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5,(4):213-214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商朝时期神圣而庄重的活动,青铜器便是祭祀的重器,是那个时代宗教祭祀文化的典型代表,对青铜器的研究亦能对商朝美学思想进行汇总,商代青铜器不仅是生产力的代表,而且带有浓厚的统治阶级统治欲望,对青铜器的研究离不开它的形式美,从祭祀与纹饰两方面,分析其独特的审美特征,为人们了解商代历史文化提供新视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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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祀典,掌于春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凡“邦都之赋,以待祭祀”。所以自春秋以降,代有淫祀,秦汉之际方士说兴,淫祀更不可究诘。迨至西汉诸帝崇神尚巫,信奉备至,一方面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科技知识幼稚,民智初开,诸多自然、社会现象惶然无解。除有形的物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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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墩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24(3):21-24
周革殷命后,鉴于殷人祭祀时追求丰厚,祭品使用的消耗无度,周人祭品使用则呈现"俭约主义"的尚俭风习.周人认为,德为祭祀行为的核心因素,只有慎德为民和存有诚敬之心,鬼神才会享祀,而祭品的丰厚不再是获得福佑的关键因素.春秋时期,先进的思想家认为,神灵歆享的乃是祭品所体现的"民和政平"以及所体现的"德".周人的祭品观念闪耀着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的光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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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英杰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1)
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风俗习惯。不同的风俗习惯是不同民族的特点之一。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各个民族都把祭祀做为社会生活的大事。各个民族由于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地域环境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社会传承不同及所受外部影响不同等诸多原因,因而祭祀风俗也各有不同。本文试对满族主要的祭祀风俗进行考察和探讨,并揭示它产生的缘由和发展、演变过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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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岳石刻造像中，可以清楚看到健身健美、摔跤和武术等古代体育活动的石刻像。在甲骨文中所体现出来的体育元素是当时人们对于自己身边发生事情的最直接记录，这些体育元素和当时的军事、祭祀等紧密相连，印证了古代人们“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思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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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青铜器刚一开始,礼器和兵器的铸造就占据着明显的位置,此后更蔚为大观,因为先秦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人讲究祭祀,看重兵力,并将他们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这是古代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或缺的,然象楚人那样喜祀崇武,举世却无有出其后者,这是历史赋予的,也是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其形成和发展是多因的、多层次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政治背景、旧代遗俗,无一不对其影响和规定。兹篇所论,正是通过些因素来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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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治强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0,27(3):46-48
《五臧山经》是古代巫师祭祀山神的祀典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祭山祀礼没有特定的时间,祭品简单且大体相同,祭祀仪式与程序简省,祀礼亦无明显的等级差别,它反映出了古时祭山祀礼的古朴特征。至今一些偏远地区仍然保留着这一风俗,这是远古民间祭祀的现代遗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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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是我国历史上礼乐文化最鼎盛的时期。在周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成为礼乐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祭祀活动在长期反复的举行过程中,逐渐程式化、秩序化,并形成为一种象征。周代的礼乐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泉征文化。贯穿于其中的文化精神是一种象征性文化精神,受这种象征性文化精神的影响,周代礼乐文化中的艺术上就体现出一种泉征性艺术精神,这一点尤为明显地体现在周代的乐舞艺术上。周代的“六大舞“、“六小舞“等都充满着强烈的象征意味,体现出象征性艺术精神;周代的乐舞的队列,乐器的配制,乐舞的选用等,也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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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1992,(5)
我国青铜器刚一开始,礼器和兵器的铸造就占据着明显的位置,此后更蔚为大观,因为先秦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人讲究祭祀,看重兵力,并将他们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这是古代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或缺的,然象楚人那样喜祀崇武,举世却无有出其后者,这是历史赋予的,也是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其形成和发展是多因的、多层次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政治背景、旧代遗俗,无一不对其影响和规定。兹篇所论,正是通过些因素来讨论先秦时期荆楚地区尚武崇巫风气的形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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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玲 《常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1,(6):68-70
《化干戈为玉帛成语穿越记》一文的作者认为“干戈”与“玉帛”并非出自同一时代,新石器时代还存在着许多“有祀无戎”的玉帛古国,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是商周以后的事情,因此成语“化干戈为玉帛”是玩了一把“穿越”。实际上在夏商周之前的五帝时代就已经战争频仍,考古发掘证明新石器时代也充满了残酷的杀戮,尧舜时代并不是一个没有人与人冲突的黄金时代。成语“化干戈为玉帛”是用了借代的修辞手法,以“干戈”和“玉帛”来代称“战争”与“和平”,并非什么“穿越”。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