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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教发展与评估》2017,(3)
高等教育问责的主要目的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不同的问责主体决定了高等教育中的多元问责形式,主要包括官僚问责、专业问责和市场问责。官僚问责强调自上而下的行政式问责,专业问责则关注同行评估和教师群体对大学质量的贡献,市场问责强调学生和社会需求对大学办学的反馈机制。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问责机制,本科教学评估正在进行第二轮的审核评估。公众对大学的信任需要构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问责机制,旨在提升教学质量的审核评估在现实中仍然面临着挑战,这与当前大学学术管理制度有关,本科教学渐渐丧失了功能发挥的硬环境和软环境。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问责机制呈现出专业问责不断退化的现象,但坚持大学的主体性与教师学生的主体地位,其共识仍然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审核评估强调的同行评估和大学自我丈量,呈现出中国高等教育问责主动融合专业问责和市场问责的趋势。在多重的评估与质量保障体系下,重塑学术人员的专业自信不仅需要外力驱使,更需要从根本上构建赋权于学术人员生长的环境和制度。本科教学评估政策的不断深入也是与中国高校人事管理改革和聘任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去行政化、教授治学、学生在学体验调查等实践均是对完善问责制度的回应。 相似文献
2.
大学自治与高等教育问责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学自治与有限自治是问责的基础,而问责则是大学自治的必然.随着外部势力对高等教育影响的加深,如何平衡自治与问责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尤为紧迫.美国的经验是:问责的同时保障大学自治;充分了解大学的学术特征;由中介部门实施问责. 相似文献
3.
国家权力、市场力量和学术立场作为高等教育外部问责的三种主要力量,构成了高等教育问责三角。英美两国的高等教育问责具有一定差异,美国主要由州政府相关机构负责进行政府问责,而英国是由政府相关机构对全英所有大学进行政府问责;美国专业问责主要是由高等教育质量认证机构进行,而英国的专业问责主要通过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AA)和专业协会进行;在市场问题方面,美国大学生满意度调查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多是私立非营利组织,而英国全国范围的大学生满意度调查则由政府机构负责组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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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华明 《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11,(5):74-76,91
从商业领域到公共领域,再到教育领域,＂问责＂具有非常广泛的含义,高等教育问责可以分为内部问责和外部问责、社会问责与行政问责两大类。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已经比较注重问责主体的多元化,逐步由单一问责向多元问责转变,但仍然以政府的行政问责和高等学校的内部问责为主。通过加强高等教育问责,能够提高高校的办学质量,使得教师的教学和科研以及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保障,重建社会对高校的信任。 相似文献
6.
自21世纪以来，大学的权威本质变得愈加复杂，学术专业权威和管理权威之间的冲突深刻影响着高等教育治理变革。在传统上重视自主、平等和信任的北欧国家，其高等教育政策亦呈现出向崇尚绩效、竞争、问责的组织化专业主义发展的趋势。在协调方式上，目标导向的绩效协议与竞争性经费机制取代了专业群体默认的职业规范和投入导向的资源分配模式，成为控制大学的新型治理工具。在聘任方式上，临时聘任合同被广泛应用，学术人员与大学之间的信任关系逐渐转向契约关系，稳定的学术职位成为极少数特别优秀且具有较强学术生产力的人才能享受的特权。在评价和规制模式方面，评估、认证等外部规制形式持续强化，传统上由专业共同体内部主导的质量保障逐渐演变为一种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具有强烈问责取向的技术手段。尽管专业主义的组织化能有效提升治理效能，但它所隐含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以及外部控制、效率至上等管理哲学很可能侵蚀作为大学根基的自治、公平、共享等理念。因此，在组织化专业主义背景下，应注重构建自治与控制、信任与问责、质量与绩效之间的动态平衡，形成尊重学术自由和专业自主的“文化共识”。 相似文献
7.
《高教发展与评估》2016,(2)
在伯克构建的高等教育"问责三角"中,政府优先事项、学术关怀和市场力量处于不断冲突和调和的过程中。认证、学术审计、评估和绩效拨款等不同的问责形式在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趋向。认证及学术审计主要是对学术的关怀及对政府力量的回应;评估直接服务于院校自我反思和质量改进,间接服务于外部问责所需;绩效拨款强调政府权威。不同的问责制度之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关注的焦点有内外之别,院校行动的驱动不同,对问责结果是否可以统一比较存在分歧。总体而言,国际视野下的高等教育问责制度,问责力量不断向政府和市场两极偏移,学术力量有所消减。因此,良好的问责框架构建需要专业问责的回归、深度学术关怀和"三角力量"的利益平衡。 相似文献
8.
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问责起源于基础教育的质量问责,其目的是增强高校办学透明度、发现存在的问题和确定需要改进的领域,最终提升自身治理效能和院校绩效。院校研究为强化美国高校回应公众问责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主要做法包括：为全国性信息公开化平台提供数据、编撰所在高校的问责报告、开发所在高校的信息公开化平台以及为媒体和相关利益人开展问责提供数据。加州大学院校研究回应公众问责是其决策服务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价值是从回应外部质疑的“被动问责”转向“主动问责”,也就是通过常态化的自评,定期将结果向社会公布。这种转型不仅是高等教育问责态度的转型,更是高校办学质量主体角色的彰显,反映出高校具备接受社会监督的意愿、承担办学责任的勇气和改进质量的决心。以此为借鉴,助力高校实现“主动问责”,中国需制定信息公开化的法律;高校须完善数据管理制度,塑造质量责任主体意识以及通过院校研究呈现办学绩效数据、提升回应公众问责效能的环境,开发整合型的数据系统。 相似文献
9.
大众对我国大学的信任是一种关系结构,其信任基础不只是来自于大学本身,大众的社会认知与社会结构也是信任基础的构成部分.这种信任基础在时间序列上具有发展性.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大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的变革意味着传统信任的基础发生变化,但是大众仍然固守原有社会认知,沿用传统方式向大学供给信任,造成信任的结构性错位问题,滋生了大众对大学的信任迟疑和合作意愿的减弱. 相似文献
10.
“理”“道”融通是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的方法论，是赋予该行为以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有依据、有效能是有效学术问责实践的两大特征。要开展有依据的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就必须基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原理、根治机理与问责学理来展开；要实施有效能的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就必须沿着“责任归咎——程序设计——机制建构”的线路来持续优化学术问责工作方案。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