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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从總體上作了若干探討。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以改造民族靈魂為總主题,以悲壯、悲涼為美感上的主色調。悲涼背後常蘊含着不少“意識到的歷史内容”,它是“文學在思考”而且思考得相當深刻的標誌。在西方是歷時的文學思潮,至中國而為共時,創作方法的多元化於是成為本世紀中國小說的另一特徵。這種文化背景造就了一批小說大家,促進了創作個性的發展和小說流派的繁榮。藝術上長期保持開放的勢頭,形式豐富多變,是本世紀中國小說的又一特徵,這使它與世界文學潮流保持同步發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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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1895-1976)是中國現代著名文學家、語言學家、學者.昊經熊(1899-1986)是二十世紀中國享有世界聲譽的法學家、人文學者.二人是中國現代史上兩個著名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分別著有《從異教徒到基督徒》①與《超越東西方》,對自己的信仰歷程進行了詳細記述和深入剖析.林語堂出生在一個兩代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從小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又重新恢復了對基督教的信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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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事求是”與“經世致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思路。雖說为人为己、成德成學、有用無用之類學術分途的辨析,先秦以下代不乏人,但真正標榜並實踐儒家經世之學的,當推明清之際諸大儒;而把求是之學推到極致的,則是隨之而來的乾嘉學派。清代學者談求是與致用,態度都比較決絕;到了晚清,求是與致用之爭更演變成了既含學派又含政術的大論戰。這場論戰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影響,至今仍未消除。這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學術是非之爭,更多的是體現適應傳統變革要求以及面對西方思想文化衝擊時中國知識分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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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讬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中國現代學術以何時為開端?歷史學界通常把1840年鴉片戰争至1919年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為現代時期。但學術史和文化史的分期也以此為依據,不容易解释清末民初以來的許多文化現象。用政治事變來例同學術文化變遷,反映不出學術文化本身的嬗變規律。實際上,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经今文學運動,現代學術的種子即埋藏其中。但今文學運動本身还不具有現代學術的特徵。1898年嚴復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啓超發表《論學術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规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因此中國現代學術發端的時間,應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標誌是承認學術具有独立之價值,並在研究中開始吸收西方現代的觀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嚴復、梁啓超、王國維等,而尤以王国維扮演着現代學術開山祖的角色。王國維1927年自沉於颐和園魚藻軒,社會上異說異是,察察為揣。惟史學家陳寅恪能够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运的角度,對王氏的死因给以正解。包括王、陳在内的中國現代学者中的大師巨子,聲聞顯晦或有所殊異,但与本民族的文化共同着命运,欲以學術為宗基“承續先哲將墜之业”,同為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則一。他們的學術流向包涵着省察傳统和回應西學兩個方面,既不忘記本民族的地位,又能够做到与世界文化對話交流,為中國現代學術奠立了難能可貴的傳统。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仍然困難重重。就學者的主觀认知而言,有四重障蔽應予以破除。第一、學術是手段还是目的;第二、“有用之學”舆“無用之學”;第三、中學和西學之争;第四、新旧古今之辨。這四個問题所以產生,主要是中國傳统學術一向缺少學術独立的傳統,特别是“經世致用”之說束縛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忽視學問本身的独立價值。王國維、梁啓超等現代學術的開聞人物,為破除這四重障蔽曾作出巨大努力,可是時至今日,也不能說此一問题已獲致完全解決。任公先生說:“就純粹的學者之见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与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独立,不能發达。”又說:“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苦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信哉斯言。學術之求得独立,首先還要有独立的學者。四重障蔽不能破除,宜乎中國現代學者難於安身立命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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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是現代中國最早倡導全國方言調查、最先對全國方言予以分區的方言學家。他利用各省留學生集聚東京之際,采用直接法與間接法調查全國方言,著成中國現代方言學開山之作《新方言》,并對全國各省漢語方言的語音特徵進行歸納。章氏上承古典方言學的優秀傳統,下啓中國現代方言學的嶄新領域,以方言調查、記録和研究爲基礎,注重方言詞彙、方言分區、方言歷史演變與比較,旁及方言語法、方言文化等内容,尤其重視發揮方言的社會與文化功能,爲中國現代方言學奠立了新典範。然而,《新方言》長期被誤解,導致晚清民國時期摹仿與踵武《新方言》的系列著作在學術史上長期失語,遂使清末民初洶涌澎湃的中國方言研究浪潮與“五四”以來的方言運動斷爲兩橛,成爲中國方言學史上缺失的一環。文章通過梳理章太炎生平調查與研究方言的歷程,以《新方言》初刻本、重訂本爲中心,輔以《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及其它資料,探求章太炎方言調查方法與過程,釐清其語料來源、調查範圍、研究目的等基本問題,重建中國古典方言學向現代方言學轉型歷程中的關鍵環節,進而將中國現代方言學的草創時間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提前至二十世紀初。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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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十八世紀,是歐洲社會大轉型、思想大變革的時代,中國文化的西傳以及由此興起的早期漢學,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這場思想變革.①德國學者巴耶爾(Gottlieb Siegfried Bayer,1694-1738)是十八世紀歐洲最偉大的漢學先驅之一.他曾經仔細研究過米勒、門澤爾等人的中國學成就②,他的主要興趣也是探討中國文字的結構系統.他還研究過中國的曆法,編纂過一部《中文小百科》,可惜這部辭書和他的其它許多漢學著作一樣均未能梓行於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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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6,(2)
正今年9月9日是湯一介先生辭世兩周年忌日。想到先生說過的許多話,頗多感慨。上世紀90年代,湯先生曾與一位比利時大學生對話。問,湯一介爲什麼不說自己是哲學家?湯曰"這個問題得由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歷史來回答"。本世紀初,湯先生在《我的哲學之路》自序中再次寫到,那一時期的普遍看法是,只有馬恩列斯、毛澤東等幾位偉大領袖才可以被稱爲哲學家。"其他人只能是哲學工作者。他們的任務只是解釋這些偉大人物的哲學思想'。并且,這類解釋往往是政治的,簡化的,而不是哲學的。比如全部哲學史就只是存在與意識、唯物與唯心、進步與反動的簡單歸類。不能指望人人都是哲學家,但卻應當主張,每一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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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天挺(1899-1981)是中國著名的明清史專家,翻開任何一本有關中國20世紀明史研究概况的著作,①幾乎無一忽視鄭天挺的重要地位.但他對明史學界的獨特貢獻,在明史領域的獨到見解,即使回顧與總結性的著作,以及關注鄭氏史學成就的論文,也鮮有詳細介紹.②在明史研究領域,鄭天挺既没有在清史領域像《清史探微》③那樣的標志性專著,甚至比較有代表性的論文亦不多.可是,却無人否定他對於中國20世紀明史研究的重要貢獻.這實際上是一個矛盾.本文試爬梳相關資料,尤以鄭天挺多年的明清史講課學術卡片和尚未出版的日記爲據,結合時人的回顧與研究,對此問題略作探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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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十年以來,敦煌吐魯番學在世界範圍內,已經成為一門顯學,東西許多國家參與此項研究的學者,燦如列星。我國老中青三代學者,置身其間,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特別是最近幾年以來,一批中青年學者脫穎而出,累有創獲,為世界學人所矚目,為我國學術研究增光添彩。1988年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國際學術討論會的開幕詞中,我曾講了兩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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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5,(1)
<正>上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如何可能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改革開放始於二十世紀70年代末,自那以後,中國社會經歷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改變,法律生活的改變無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我個人的經歷而言,當我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學習法律專業的時候,這所成立於1950年代初的法學院是在停辦大約十年之後首次恢復招生,而在當時,全中國在辦的法律院系總數不超過十所。三十年後,這個數字變成了六百多所,在校學生人數則增加了超過兩百倍。我還記得,我入學的第二年,中國才有了自1949年以後的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現行憲法則是在我畢業的那一年頒布實施。因爲這個原因,在那四年當中,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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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説是中國佛教史和翻譯史上最爲人熟知的一個理論。“五失本”的意思較爲清晰,學界也無甚争議。“三不易”則由於日本佛教史學者横超慧日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提出“易”字應理解爲“改易”“變易”,顛覆了中日兩國先賢時俊皆讀爲“容易”的傳統訓釋。本文在介紹横超慧日等研究的基礎上,嘗試進一步分析“三不易”的言外之意和道安的釋家之道:作爲不通梵文胡語的義學僧而非譯師,道安本意或許不在提出翻譯的原則、技巧等理論問題,而是爲了説明甚至强調自己所做之注經、證義等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隱含着對“印度原典至上主義”和“外來梵僧第一主義”的挑戰,旨在提高漢僧修習弘法的自主性與權威性,是一種自覺的“佛教中國化”。本文亦對船山徹和王向遠兩位教授有關“三不易”的研究提出了幾點疑惑,希望引起進一步的討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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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山來裕恂撰於清末的<中國文學史>手稿,歷經百年風雨,即將岳麓書社正式出版.可以預期,這部文學史著的問世,對中國文學史學史的研究,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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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學是一門新興的地區性、綜合性學科。如果我們探究這门學科之所以產生的諸多因素。則宗教,尤其是佛教所佔的比重之大,無疑是不容忽視的。然而,宗教研究在敦煌研究中的現狀却與它在敦煌學中所佔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稱。可以說,在敦煌學的諸多學科領域中,宗教研究相對最為薄弱。1983年夏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以來,歷次的學術討論會上,宗教組的人數最少,以致有時不得不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