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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回顾了历届中国政府在二战结束后放弃对日索赔的缘由。国民党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索赔,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中日两国的世代友好,放弃了赔偿要求,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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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樑 《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4,(4):49-51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路途艰辛,在众多的对日索赔案件中终审无一胜诉,仅有四件和解,其余均以败诉告终。事实上对日索赔的诉讼全部在日本国内或美国展开,已成为追求正义和保障人权的巨大障碍,寻求对该类案件的我国国内诉讼已成为当务之急,并且是具备坚实的现实基础和法理依据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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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日索赔未成原因探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成立了远东委员会专门处理日本的赔偿问题．国民政府积极参加对日索赔工作。但由于盟国间在日本赔偿问题上迟迟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日本利用中国不统一的局面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以及国民党出于反共考虑等因素,终使战后国民政府的对日索赔未能实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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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金凤 《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125-126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及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损害。考虑到中日人民友好关系，中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中国政府的损害赔偿，但并未声明也放弃受害人民的损害赔偿，中国受害人民向日本政府提出损害赔偿是完全正当的要求。日本法院不应剥夺中国受害人民向日本政府求偿的权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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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为了清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并进行战争赔偿,盟国成立了远东委员会专门处理日本的赔偿问题。国民政府积极参加对日索赔工作,并为成功实现索赔做了许多准备和努力。但由于战后美国单独占领了日本,对日索赔工作也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的,加上远东委员会各国在各自应该获得的赔偿比率以及日本的工业水准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索赔工作进展缓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提出并实施了“先期拆迁赔偿”方案,通过该方案,国民政府先后从日本运回了三批物资,但这与中国在抗战中的损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949年5月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以及中国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美国终止了“先期拆迁赔偿”方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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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凯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7(5):36-39
二战结束后,根据盟国达成的协议和有关国际法规定,各受害国家向日本展开了索取战争赔偿工作。在整个索赔过程中,由于各个国家之间的争执,更为主要的是美国从自己的全球利益需要出发,改变了其对日索赔问题的态度,致使索赔工作失败。对日索赔工作的失败原因是复杂的,但毋庸置疑,美国态度的改变是最根本的,最主要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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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缜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0(1):121-125
战后初期(1945—1949年)中国的对日索赔是远东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对日索赔的主导权却操诸美国之手，其索赔政策随国际局势的变化而由积极趋于消极，这一点体现在它与资源委员会交往过程中前后态度的变化。美国索赔政策的变化，最终导致了资源委员会对日索赔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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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日民间索赔的国际法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张磊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9(1):32-35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日民间索赔案件数量逐渐增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犯罪的民事赔偿责任开始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中国原告没有在一起案件中获得完全胜诉。本文从国际法角度,对截至目前提起的对日民间索赔案件进行了分类梳理,并针对日本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理由和依据予以剖析解读,以求分辨曲直,澄清责任。 相似文献
11.
董长贵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5):131-134
由于国共两党的长期对抗,在美国操纵和美日合谋下,中国对日本的战争索赔以流产告终。在当前形势下,国共两党只有再次合作,实现国家统一,才能实现两岸共赢,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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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世英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3(6):61-64
李大钊早期对日外交思想，主要是抨击日本的侵华政策，揭露其实质；提出抗日主张，号召政府与国民协力抗敌。从1919年开始，李大钊一方面继续揭露日本侵华政策的本质和罪恶，另一方面，在反侵略策略上，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而是强调人民的力量；同时提出把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分开看待，提倡中日民间友好。李大钊的对日外交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从国际局势的角度考察中日关系；从中国政治局势变化考虑对日外交关系；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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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全普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3(3):163-166
为了迎接胜利,严惩日本,国民党政权在二战期间就开始思考其战后对日政策。开罗会议及宣言作为中国对战后日本政策构想的原点,直接影响了国民党政权战后对日政策的设计。在开罗会议上,国民党政权所展现的对战后日本政策的策划是全方位的,虽然许多策划仅是原则上的声明。其中的一些想法在1945年7月26日通过的《波茨坦宣言》中被再次采纳,为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国民党政权在开罗会议上的政策提案不仅反映了蒋介石希望打倒日本军阀、尽快结束战争的想法,而且表现了其作为崛起大国的全球意识与区域观念。设计战后政策的行为除了表明中国未雨绸缪之外,更表明其对于未来地区秩序建设负责任的态度。这些政策设计在当时影响了盟国的战后日本决策并为亚洲国家的自由与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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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敏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1998,(1)
日本是近代史上加害中国最深最重的国家。新中国对其以德报怨,不再追究其侵略罪行,放弃索赔要求,此大义之举令多数日本人超出意料。但日本国内近年否认、美化侵华历史罪行的趋势愈演愈烈,若不翻然醒悟,历史问题仍是影响中日正常关系的症结之所在。 相似文献
15.
张小强 《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15(4):69-75
对日妥协是建立在对当时国际形势分析、预测基础上的对日战略总构想的组成部分，战前的对日妥协与全面抗战后的“苦撑待变”本质上是一致的；对日妥协是基于当时中国国情与悬殊的中日力量对比考虑的权宜之计和拖延战术，其目的是“以妥协换时间准确抗日”，本质是立足于最后的“打”的妥协，它与以往历届中国政府的对外妥协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尽管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使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具有独裁、反民主、反共反人民的倾向，但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会使他最终走上全面抗日的道路。 相似文献
16.
刘国武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8,(5)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就对日受降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蒋介石依靠美国及日伪军的帮助,夺取了敌占区的中心城市、重要交通线和大批敌伪产业。但在战略上陷入了被动,且尽失民心。中共则针锋相对,凭实力实施对日受降,成功地夺取了敌占区的中小城镇和广大乡村,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为最终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这次受降之争,宣告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内战已不可避免,成为决定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和国共两党命运的一个重大事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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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有利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26(6):161-169
国民党政府对日处置政策的出发点是惩罚日本侵略,使之不再构成对中国的威胁,为此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努力使之付诸实施,某种程度上体现出顺应历史潮流、维护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色彩,应该予以肯定。但不久,由于自身地位的变化,社会基础的削弱,为保住其摇摇欲坠的政权和法统地位妥协、退让,最后放弃对日处置政策,出卖中华民族利益,虽然有其受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制约的因素,但其自身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不仅对中国、日本,而且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都产生重大影响。 相似文献
18.
王中茂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31(6):68-71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其实,早在1955年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免除日本战争赔偿的初步安排,不久又作出正式决定。这是一项联苏、反美、争取日本、打破美国对华封锁的重要外交决策,是推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大举措,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价值观和正义的道德理念的必然产物。正式向日本提出放弃战争赔偿是在即将恢复双方邦交之际。这在当时具有遏制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包围,促使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构建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政治体制的意义。 相似文献
19.
刘国武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1)
战后初期国共两党在对日处置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主要表现在对日处置权与对日处置原则两个方面。中共一直坚持以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条约的精神来参与对日处置,彻底消除日本军国主义,以维护远东和亚太地区的和平。国民党一开始就独揽了中国的对日处置权。其对日处置的原则立场始终受到国民党的局部利益、美蒋关系。美日关系的制约,并最终放弃了对日处置的一切原则,从而导致了战后中国在对日处置中的失败。 相似文献
20.
金冲及 《历史教学(高校版)》2014,(6):37-37
正七七事变前的几年间,蒋介石的对日政策经历了重大变化:从"攘外必先安内"到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为什么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会在几年内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他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因有二:一是看不到中国民众中蕴含着的巨大抗日潜力,并且害怕它,因而对经济实力和武器装备远为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充满恐惧;二是对国内异己力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疑忌太深。因此,总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够适可而止,并期望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