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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術角度而言,夏禹以龍爲圖騰説,乃聞一多先生在其所撰《伏羲考》中所正式提出。此一看法,與中國兩千年來以龍爲皇權標志之意識契合,似已成吾國文化、民俗原點理論與符號象徵之一。今西人往往以其邪惡之怪獸dragon對譯漢語“龍”,遂對吾國傳統文化印象頗有傷害。辨明西語dragon乃漢語“龍”之誤釋,而重塑中國龍之形象,固爲矯正誤會之一法;而修正吾人傳統之誤識又何尚非正本清源之舉?是則論夏禹與其圖騰,於中國文化之重大意義自不待言。故本文敢對聞先生“鯀化黄龍”“禹名爲蟲”“禹騎乘龍”“禹親多龍”“夏有龍瑞”五説逐一辯其誤,更益以“歷代帝王之崇龍”補足餘論,證實聞説之不能成立。從而以正中、外、雅、俗文化間龍意識之視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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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專制主義"是西方學者用於定義東方古代政治形態的詞匯。在冷戰時期,這一詞匯又被用於定義東方國家的政體形式。此詞就此具有了時間軸綫上的貫通意義。中國學者站在"東方"立場對"西方"學者的"東方專制主義"斷言進行了辯駁。辯驳圍繞西方學者對東方政治複雜性的不了解,以及服務於冷戰需要的政治目的性展開。這類辯駁,局部澄清了"東方專制主義"理論的含混與失當。但拒斥"東方專制主義",并未離開以時間軸綫觀察東方、尤其是中國政治的進路。而只是提供了另一條時間軸綫,即中國政治自古至今有着自己的一條反專制的時間延展綫索。可以説,僅僅在時間軸綫上將東方政體命名爲專制主義,抑或是命名爲反專制主義甚至是自由主義,都輕忽了古今政制轉型的空間結構變化。因此二者都是一種歷史决定論的、物理時間偏好的產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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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義理思想在其身後有怎樣的發展?一直是清代學術思想史的重要課題。事實上,從相當程度上説,也唯有此一課題得到解答,才可能看出清代思想的真面貌。本文以晚清黄式三爲主綫,分析黄氏申戴三論(氣、理、性)如何通過與宋明理學相互辨析、取捨、并加入一己見解,造成戴震義理思想在晚清的另一層推展;并以此掌握、觀察清代思想界對儒學思想所做出的新價值推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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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經由中西哲學的宏觀對比,指出華人文化傳統所重視的在“生生之德”,是“天地人交與參贊而成的總體”,而强調人與世界的相互迎向下,而着重在真存實感的根源性感通,而其内聖外王的架構,亦須得置於此來理解。這一生生之德的傳統,它强調的是“我與你”,這樣的主體互動感通、和合爲一。相對而言,西方文化主流傳統所重視的是經由一“主體的對象化活動”對於客觀對象的確認,人之做爲理性的動物,經由“我與你”這樣的存在樣式,而開啓其主智的傳統:再者,作者指出西方神秘主義傳統和中國的生息感通的傳統雖亦有其可會通處,但因爲理性的樣式不同,其中亦自有其異同。又西方近代哲學自笛卡兒(R.Descartes)標識出“我思故我在”以來,便轉而形成一外顯的理智主義傳統,這可以説是西方現代性的起源。經由對比性的思考,我們可以衡定中國哲學中的人文主義和西方哲學中的人本主義之異同。最後,作者指出“覺知”是從“意識之前”到“意識所及”的過程,“覺知”不只涉及於方法論,而且是存有論的問題;吾人經由“覺知”,穿破表象、進到實象,即此實象即是本體。如此之覺知,是一根源性的、實存的、感通的契入,這便是生生之德、存在的道德真實感的“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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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9,(2)
現實的人性之外尚有超越層的人性,這超越的人性被視爲真正的人性,而且被視爲人的原初狀態,這是主流理學家常見的主張。但現實之人限於感性與智性的生命分化作用,必然會偏離本性,所以學者需要透過逆覺的過程以"復其初",這種"復性"的主張也是理學工夫論常見的主張。理學家這種人性論一方面提升了"人"這個概念的高度,但一方面也造成理念與現實的矛盾。理學的道體論可視爲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之外的第三系,道體論儒者,反對復性説,但也反對自然主義儒學去除超越性的主張。道體論儒者的代表人物有張載、方以智、王夫之,他們主張繼成的人性論,也可説是體用互涵的人性論。他們主張人性具有無限性的本體之義,但作爲本體的本心需要在時間中展現,也就是在"繼"的活動中增加新的内容以完成本心,它也需要在空間性的對偶性中增加他者性的内容以完成本心。繼成的人性論具矛盾性的自我統一的構造,它是理學人性論發展的高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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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之學自胡安國以來,可繼承之傳統有二:一爲經史之學,一爲性理之學。經史之學方面,可注意之焦點有二:一在重祝經史之學之當代性;另一,則是於歷史成敗之探討中,着重分析决定歷史發展走向之歷史人物及其影響。至於性理之學方面,則可分述爲二:就哲學系統之建構言,安國之以"不起不滅"爲心之體,"方起方滅"爲心之用,"心"爲無所不有,謂"物物致察而能一貫"有三境,以及合"操存"與"省察"爲一;凡此諸項觀點,確實具有於程颢、程頤之外,另闢一徑之空間。其後胡宏於"生成"義,説"性"之遍在,而仍於"終極"義,釋"性"爲"有限"之論法;乃至主張一切"存有"之内部,皆内涵一特殊之具有形上意義之"存有因素",此一特珠而遍在之因素,與"氣"之形構條件結合,形塑爲"性"、"心"展現於氣化整體之成因,從而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之表述,皆是一種企圖於宇宙構成論與存有學方面,向前推進之努力。其發展,并非無成功之可能。而在義理學方面,由胡安國"心"之體、用説,落實爲合"操存"與"省察"爲一;此一路向,發展至胡宏,有"智"、"仁"合一之論,乃至"聖人執天之機,惇叙五典,庸秩五禮"之説,亦是一大推進。所難者,在於其所建立之"心""理"合一之論,由"識仁"始,即須有一"能觀"之位置;此點對於一般儒者而言,不易理解,亦不易掌握。以張栻之爲胡宏高弟而不免爲朱子所動摇,僅殘餘一種"體用論"之諍議;即是顯示此項困難。張栻之後,湖湘弟子有從陳傅良、戴溪游者,而如胡大時,且猶疑於朱子、陸九淵之間;以是於性理之義,其學無得而再傳,亦是實情。故就朱子而言,得吕祖謙、張栻之助,乃其成學之歷程中,屬於積極之因素;然張栻因朱子而受注意,湖湘理學之傳,却亦因朱子、張栻之講論而逐漸模糊化。理學之成系,以歷史發展之結果論,實亦仍止有程朱、陸王之形成對峙,真正具有"導引"之力。故就"理學"之嚴格義言,湖湘之學乃發源於胡安國,拓展於胡宏;其功不專在胡宏。而張栻之不足以繼承其脉,乃湖湘之學雖仍重視性理,却無法形成明確之"學派特質",僅能憑借"議題關注點"之特殊走向,發展成爲地域性學風之原因。唯若就"儒學"之寬泛義而言,則湖湘之經、史,乃至其重視"性理"之觀點,歷元迄明,其風習不少衰,不僅支脉分衍各有傳承,其於南宋所形塑之若干特色,即於其後兼受陽明學之衝擊而複雜化,亦仍有所延續。特須另有大儒,出於其間,將之涵融而出新,乃能見出力量。明末王夫之之崛起於衡陽,於理學另創新局,彼受世變之激勵,由經而史,以之深透於性理,彼之所論,不僅具有一種變朱子之"静態形而上學"爲"動態論"之勢能,彼基於"歷史哲學"之觀點而提出之獨創之"理勢論",乃至於"事變"中見"人物",於"群體"與"個體"之關係中,辨析"事理"與"事理中之義理"之眼光,皆非已有之理學、心學之舊軌,所可概括。此點顯示:南宋以後,湖湘於儒學之積蘊,乃至彼所受多方文化因素之影響,實有其屬於一地之獨特性,值得重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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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事求是”與“經世致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思路。雖說为人为己、成德成學、有用無用之類學術分途的辨析,先秦以下代不乏人,但真正標榜並實踐儒家經世之學的,當推明清之際諸大儒;而把求是之學推到極致的,則是隨之而來的乾嘉學派。清代學者談求是與致用,態度都比較決絕;到了晚清,求是與致用之爭更演變成了既含學派又含政術的大論戰。這場論戰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影響,至今仍未消除。這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學術是非之爭,更多的是體現適應傳統變革要求以及面對西方思想文化衝擊時中國知識分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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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基於相論視角,區分了人類知識體系中幾種對現象的代表性理解,并分别從熊十力、海德格爾兩條綫索追問出德性易象學的基本思維方式。進而通過《周易》卦序的詮解揭示出易象學的基本内涵,以及易象學對傳統中國學術的奠基意義。論文最後從易象學角度初步探封了時間的意義以及歷史本身的先天結構,并對黑格爾、馬克思、胡塞爾歷史學説中的相關問題意識作出了新的詮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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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論是1949之後影響中國文學研究甚深的一套叙述,兩位主要倡議者陳世驤與高友工都有比較文學的背景,都有漢字“抒情”西洋文學lyricism的對照背景。然而,“抒情”此詞語原本源自屈原辭賦,而詩以抒情,情以證道,此爲儒家的詩教要義。《詩》《騷》是中國詩歌的原型,本文同參《詩》《騷》,探討詩教藴含的詩、道與人格修養的關係。《詩經》强調詩人之心即一國之心,即天下之心,詩用以體現人性的文化風土性格;《楚辭》則體現了人性的幽深與超越的向度。《詩》《騷》的抒情義建立在形氣主體的基礎上,詩的展開即介入自然與人性的氣化氤氲。本文稱《詩經》學與《楚辭》學所主張的情論爲原生抒情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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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將中國文化特性定義爲“心的文化”,并認爲“心的文化”乃是一種“形而中學”。其對“心的文化”與“形而中學”之獨特詮釋路徑,於新儒家群體中獨樹一幟。徐復觀高揚“心學”這一道德主體建構之路徑,對孟子、荀子、莊子及宋明心學之疏解極細密而深入,既出新解於陳編,又爲心學開生面。其强烈的現實取向,使其詮釋非虚無縹緲形而上的玄思,而是與現實社會共呼吸的的生命哲學。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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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9,(2)
對於影響深遠的"經學"不能籠統地看待,而應當歷史地、辯證地建立起經學演進"三階段論"的觀點,即:"傳統經學時代"(清中葉以前)—"經學時代的終結"(晚清)—"以史治經、對經學進行客觀研究的時代"(二十世紀初以後)。這不僅對於經學史研究,而且對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今文公羊學在東漢以後曾長期消沉,但因其具有政治性、變易性、解釋性諸項精義,至清中葉以後國内外危機四伏之時,公羊學遂得以復興,與時代潮流相激蕩,展現出非凡的理論創造力,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力地回應時代的迫切課題,龔自珍唤醒國人認識專制統治"衰世"的到來、倡導實行改革,魏源呼吁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康有爲將公羊"三世説"與西方近代政治理論相結合,提出了維新變法的理論綱領,成爲近代向西方學習真理的出色人物。晚清公羊學風靡海内,騰挪跌宕,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的進程和學術的變遷。對此作專題探討在哲理上有深刻的啓示意義:傳統文化中有向近代文化轉變的内在基礎、内在動力;晚清時期雖然危機深重,但又是中華民族克服難危局面、有識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的關鍵時期。我們可以形象地稱之爲"經學史上壯觀的夕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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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20,(1)
善惡有報與德福一致是上古文化的宗教信念。先秦儒學對這一信念的反思最終確立了德性的純粹性、無條件性與崇高性,并將善惡無報與德福不一的問題歸咎於時命、氣命等存在的偶然性。然而德福不一、善惡無報的現象畢竟是人生一大缺憾,西來宗教恰恰以其嚴密的果報理論填補了這一空白。世人趨之若騖,一度造成儒門淡泊的文化慘象。程朱大儒應時而起,重樹"文化自信",立生生不息的天道宇宙論系統,破佛教之輪回觀,以"感應"代"報應",以此彰顯佛教之因果報應、六道輪回論之功利性,又將佛教的因果報應與輪回觀充分現世化、人間化,體現儒家"一個世界"的人文底色,并順勢將佛教"念念受報"觀念轉化爲儒家誠意、慎獨話語。中晚明陽明心學力倡知行合一工夫,進而將佛教的業報輪回説徹底心學化、當下化、德福一致化,惠能"西方只在目前"思想更被完全安立在儒家日用倫常的生活世界之中。要之,在儒學發展史中,古老的德福一致、善惡有報的觀念即分化爲兩套話語系統:一套是"修己之學"話語系統,一套是"安人之學"話語系統。前者堅持惟道是憂的道義主義原則,後者則堅持達情遂欲的現實主義原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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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戒律和唐代的律宗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佛教的“中国化”,不僅包括佛教教义理論發生適應中國社會環境的重大演變,而且在維護教團組織存在的戒规、禮儀方面也形成鮮明的民族特色。如果說隋唐教教宗派的形成標誌着佛教中國化的基本完成,那麼,其中由道宣創立的律宗和提出的以《四分律》為中心的會通大小乘戒律的律學理論,則標誌民族化佛教組織理論和戒规、禮儀的基本確立。本文在概要介绍了大小乘戒律的傳譯和基本内容之後,着重論述了道宣的律學體系,對其最具特色的以心識為戒體的戒體論作了较詳介紹,認為由此而建立了用大乘理論為基磺的律學體系。最後對唐代律宗的另兩支——法礪的相部宗、懷素的東塔宗也略作介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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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女性主義,從20世紀40年代末期女性自我意識之覺醒,繼之以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之興起,開始了對於"文學中的女性"與"女性的文學"之種種反思和研討.到以後女性主義性别之論述,則結合了舆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各學派的對話,而且與時俱進地滲入了後結構主義舆後現代主義的種種新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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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7,(2)
孔子作《春秋》之説始见於《孟子》,然而這一史實的真相如何,古今學者則始终存有不同的理解,使之成爲中國學術史上懸而未决的重大問題,筆者通過對相關史料的分析,以先秦時代著史制度立論,論證於孔子以前,作爲魯國史記的《春秋》實早已存在,其记事肇始於魯始封君周公旦,而孔子所修之《春秋》實際僅截取魯通史《春秋》中的十二公歷史以成篇,因此只是封魯史記的斷代編次而已,故直襲魯史《春秋》之名實致於原本《春秋》文本的正誤及内容之增損,孔子則未有任何作爲,孔子據其所编之《春秋》以説義,合於其"述而不作"的自我評價,适一問题的解决關乎歷史學、哲學史、經學史和文獻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