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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
"帝"在殷人的观念中表示祖先神,又表示"上帝"(或曰"天"),上帝与祖先神之关系是君臣关系,故上帝赐予祖先以治民之权。周人对天命是怀疑的,表现出历史理性的进步。但为了统治庶殷,被迫继承了殷人对天命的信仰并进行改造。创造出以"帝"为声符的"適"、"禘"二字。根据形声字的构字规则,"適"直译为"到达人间的上帝",周人据此创设適长子继承制,确立了周王与上帝的父子关系。"禘"直译为"上帝的祭祀",周人据此确立了以先王配食祭天之禘礼,用以强化臣民的信仰。周人的观念变化与制度革新,体现其统治策略中,天命信仰与历史理性之张力。随着王权衰落,周初天命观的信仰逐渐弱化,天子之制也渐被僭越,竟成乱制,遂至后世不明周初建制之本意。藉由帝、適、禘等字字源考证,略可窥见这一变化的线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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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哲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6(6)
作为以记言为主的"言经",<尚书>的主体部分为夏商周三代君王的政治演说.其中<周书>部分,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具有成熟修辞技巧与手段的记言作品,堪称"文言之始,记言之祖",展示了周初说理散文的艺术成就.而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周初礼乐活动及礼乐活动的早期形式一一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的影响密不可分.我们利用语源学的研究方法,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早期宗教祭祀活动是<尚书>修辞的直接源头,决定了<尚书>修辞的基本特征,影响到<尚书>文体特征的形成,进而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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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6,(9)
祭统体现在通神独占上,即"私有"通神权。夏王敬天,恭听天命也就是所谓的"夏人尊命"。商汤另辟蹊径,未因夏政治国,即通过祭祀先王来加强统治,这也就是所谓的"殷人尊神"。三代不同源,三代正从"共识的中国"向"理想的中国"过渡。仍属于典型的家族社会。祭祀权力的血缘相承既是宗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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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111-115
上古时期,中华大地上生活着多个不同的部族,也存在着无数传说中的始祖和部族英雄。夏商周三代的"天帝观"揭开了传说向历史转化的序幕,也为后代五帝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之际的五行文化与五方观念催生了以太暤、炎帝、黄帝、少暤和颛顼为核心的"人神合一"的五帝系统。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选择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作为五帝,明确其"血缘关系",将他们从传说时代的部族始祖和英雄完全转变成人间圣王,最终完成了五帝系统的定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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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时的至上神称为"帝",西周及以后称之为"天",在至上神"天"的形成过程中,"帝"的出现是人们上帝观念由氏族神到"天"的神性观念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质的神性观念。在"天"的至上神观念形成过程中,神灵观念先由氏族神到"帝",然后扬弃了帝的神性观念,至此神性观念的确立也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信仰对象的基础不是由氏族神,而是由自然神信仰而来的"天"的至上神观念。这种转向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有着和西方哲学本体论思想不同的特点,这种区别从各自神神性观念的基础来理解,我们才能得出更令人满意的结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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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引言人名中存在性别差异是世界性的,早期的藏族人在起名时相对有更大的随意性,但是性别差异还是始终被关注着。在《格萨尔王》的故事中"莲花生大师为神子所选的父姓是岭地古老的姓氏穆布咚氏王族。这个王族传到曲潘纳布这一辈上,分成了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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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世霞 《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08,5(6)
我国的基础教育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以素质教育为基础、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为目标的教学改革正在实施。那么做为一名班主任怎样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呢？笔者认为班主任应确立三种意识、树立三个观念、坚持三种做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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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称谓社会解读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罗春英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28(3):39-42
“商”字本义为“古代滴漏上计时的刻度”。“商星、商朝”的得名都与这一本义密切相关,而表“生意人”称谓的“商”,其出现又缘于商朝。按理,这一称谓的出现应是在周灭商之后不久,但事实上,它却在战国初期才出现。因历史、商业发展等原因,“社会”由指称“国家”逐渐过渡为指称“生意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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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香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9(6):70-72
商周之际之所以会出现政治制度与文化形态上的剧烈变化,是因为在周人的文化精神中有着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源于周人从立国到灭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成为周代一切制度的出发点与宗旨之所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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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国家结构的基本形式看秦汉大一统政治的社会基础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周书灿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5(6):87-92
先秦时期是“大一统”观念的孕育和形成的重要时期。夏、商时期,王权与专制主义得到了充分的孕育和初步的发展,天下一统的朦胧的政治理想已开始初露端倪。历代王朝对邑外的持续不断的开拓,初步奠定了一统国家的地域规模。西周王朝所开拓出的疆域,奠定了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统一的政治地理基础;同时,西周王朝通过对四土、四国之地的大批封建以及军事征服,从而使得西周王朝的千里邦畿和辽阔的田土、四田之地已紧密地联为一体。战国时期,郡县制政体下分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及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逐步统一,将中国早期国家的结构形式推进至早期单一制阶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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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中国社会从原始形态向最初的理性社会艰难地迈进。先秦文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上几个社会时期人们的现实生活、精神面貌和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先秦诸子著作中体现出思想空们的理性思考和朴素的科学精神，充分展现了这一历史阶段社会从最初的迷昧向理性的文明社会过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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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诚”的起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鲁芳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33(4):37-40
“诚”是儒家的重要范畴,从辞源上而言,它产生于西周时期：从观念上而言,它产生于原始的宗教祭祀活动,表达的是人对神灵的虔诚的心理态度,随着人的主体性意识的增强,“德”的观念的凸显,“诚”的观念逐渐转化为人们对道德的虔诚信奉;“诚”作为范畴而言,由《中庸》最先提出,在孟子、荀子的思想体系中得到了深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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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考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詹鄞鑫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3(5):3-28
在殷墟甲骨中,“华”“夏”二神具有与“河”神相似的崇高地位,这点提供了揭示华夏明起源和“华夏”名称来源的重要线索。然而,百年来这两个字一直被误释为“岳”和“Kui”。本主要通过甲骨字形与周秦两汉古字中已确认的“华”、“夏”等字的形体比较,考释甲骨“Hua”（华）“夏”二字。“华”和“夏”本来都是地理上的名称,分别指华山和大夏。两对峙于黄河南北,遥遥相望,迤逦相连,自古以来就流传着“河”神擘开“华、夏”的神话。由此得以理解甲骨卜辞“河”、“华”、“夏”三神相提并祀在认识上的根源。“华夏”一带正是上古尧舜禹和商周秦各代相继据有的核心重地,被视为“中土”。“华”“夏”由此转化为“中国”（指中土）的代称,而与“四方”、“四夷”相对;又以处“中”之义转化为“中华”、“中夏”之称,均为地域概念;然后以地域化的内涵转化指“中国”人民。“华夏”作为民族之称,代表的不是血缘上的,而是地域化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论分四部分：一、释甲骨“Hua”;二、释甲骨“夏”;三、“华”“夏”地望及开辟神话;四、“华”“夏”地位与华夏族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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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社会是宗法封建制社会,周天子按照父权家长制的班辈来分田制禄、设官分职。为了维护宗法社会的稳定,周人改革夏礼、殷礼,形成了严密完备的周礼。《诗经》中的宴饮诗原是燕礼、乡饮酒礼等典礼上的演唱用诗,是应周礼的需要而产生的,出自西周贵族之手。因此,它既反映出西周贵族的思想意识,也揭示出周人的治国之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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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颂》是西周特定时代之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篇,具有突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周颂》中的周初诗篇强调继承文德、保守天命,体现了周初统治者突出的敬业意识;而西周中、晚期《颂》诗则只强调求福禄于神祖。这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周颂》宗教色彩、神灵意识淡薄,抒情、描写多针对现实,具有突出的理性特征。这种理性特征是西周思想文化背景的反映,它与《尚书》等史籍中所反映的西周统治者的理性思想是相符的。《周颂》在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中国诗歌在形成之初的诸多原始性特征,这与《鲁颂》《商颂》形成鲜明的对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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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齐洲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0(5):108-113,119
中国上古文学观念何时发生,有许多探讨的方法,本文从分析文学主体和文学观念的联系入手,探讨了这一问题,作者认为,殷商是一个宗教思想占主要地位的时代,“鬼治主义”是其文化特色,巫觋是其文化主体,所谓“诗言志”只是达到“神人以和”宗教目的的祭祀之乐的一个关目,独立的文学活动并不存在,独立的文学观念也未能发生,西周重视人间世务,加强礼乐文化建设,明确提出“敬德保民”,人文精神得到发展,“诗”成为天子听政以“补察其政”的政教工具,文学观念在潜滋暗长,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文化下移,学术解放,士成为文化学术的主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重视西周以来的人文传统和文化典籍,以人文教化为基本内容的文学观念才得以产生出来,正是这种文学观念成为了中国的正统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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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嘉雯 《Journal of Zhangzhou Technical Institute》2012,14(2):53-55
《尚书》记载了从尧舜至春秋秦穆公时期帝王的蘑大政治事件,从中可以洞见周代人的天命观。周人的天命观上承殷商,对天命有着绝对的敬畏之心,同时周代天命观义注入了特有的忧忠精神,认为天命不可一味地相信。周人认为天命是以小民的意志为转移的。“德”是上天选择人间代言人的标准,而“德”的核心在于保护弱势群体。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