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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的悖论——评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开明专制思想在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将“开明专制”视为实现民主立宪进程中的必要步骤。其内涵是指在开明君主的统治下,实行一些开明的、带有资本主义民主色彩的统治政策,其实质是一种民主渐进的思想。这在专制之风浓厚的近代中国是有其合理性的。梁氏先后三次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实践证明,以开明专制求民主政治之路是行不通的。因为,开明专制本质上仍是一种专制政体,民主与专制是对立的。不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和旧的统治秩序,而去实现开明的政治,这只能是一种违背历史客观规律的空想  相似文献   

2.
"开明专制论"是梁启超渐进改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开明专制",就是国家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为最终确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创造必要的条件.梁启超对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艰巨复杂性的认识,是清醒而深刻的.然而,"开明专制论"又有浓厚的空想性和保守性."开明专制论"虽未能给当时的中国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但在思想理论上仍有值得后人深思之处.  相似文献   

3.
在中国建立立宪政体,是梁启超一生始终不渝的追求目标。但是,什么是理想的宪政国家,建立理想的宪政国家的途径是什么,梁启超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思索。欧战是梁启超宪政思想转变的分水岭。欧战前.梁启超高倡国家主义,主张主权归属国家,励行积极干涉,实行开明专制。欧战后,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有了重大转变.由国家主义的宪政思想转向自由民主的宪政思想。其表现为:反对国家至上,主张个性发挥,提倡市民政治。发生这一重大转变的原因:一是德国的战败;二是他对开明专制理想的幻灭;三是他把宪政的实现,由寄托于精英转向造就民主社会。  相似文献   

4.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名声极大,争议颇多的人物。他早年读四书五经,中秀才、举人,甚而“不知天地间于词章训诂之外,更有所谓学”。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引力,使梁启超偏离、以至走出了上述因循圈子,投入到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洪流之中。其后参与“戊戌变法”、流亡日本、力主“君主立宪”、“开明专制”、反对共和,直至逐渐息影政坛,著书立说。 本文拟着重剖析梁启超由主“变法”理论转变为主“开明专制”理论这一史实,探索下这一前后贯联之政治主张的演变历程,发展结果,评价它的历史地位与认识价值。  相似文献   

5.
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思想论坛上,政治民主化是革命派和立宪派共同探讨的课题,梁启超在探讨这一课题时,提出了“开明专制”思想。梁启超重视过渡时代里中国的实际情况,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重视民主政治的内在条件,又不忘政治民主化的外部因素,主张从教育着手,从提高民智开始,对人民进行民主启蒙,“开明专制”思想是对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起步的可贵探索,弥补了革命派民主共和理想之不足,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和价值。对它的合理成分,应加以肯定。  相似文献   

6.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重要人物,尤以其“善变”著称。在戊戍变法后的三十余年里,其政治思想历经几次重大变化:时而改良、时而开明专制、时而又是君主立宪,令人眼花瞭乱。正因如此,其师康有为批评他“流质易变”,孙中山更是以“一人持二说,首鼠两端”斥之。思想界对梁启超的评价也有分歧。本文在于探讨梁启超变化之过程,善变之原因,从而挖掘其思想纵深之症结,这对于我们面对复杂莫测的政治气候,如何把握自己,坚持正确方面将不无裨益。  相似文献   

7.
改良派从中国情势和国民性出发,认为中国人只能通过实行开明专制才能真正实现君主立宪,从而实现自由,梁启超并且拿革命党人陈天华提倡的开明专制理论论证。革命派则认为陈天华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通过革命而不是通过改良的手段来实行,而且中国也不存在实行开明专制的条件,中国可以不经过开明专制而实现共和。  相似文献   

8.
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的第六章,对完政中国化的标准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通过其逻辑分析与哲学思考,确立了“唯适是求”这一真理标准,成为梁启超以和平立宪为道路的宪政中国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并贯穿在后续所有的政治哲学的开展中。  相似文献   

9.
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是德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和有影响的普鲁士国王。他一生中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通过战争从奥地利夺取西里西亚,使普鲁士的领土扩大1/3,为此他获得“大王”,“唯一王”的称号;另一件是进行改革,实行所谓的开明专制,为此他获得“开明君主”的称号。100多年来人们对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开明专制的评价,众说纷纭,贬褒不一,而如何恰当地认识和评价弗里德里希二世所实行的开明专制正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相似文献   

10.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者在追求民族国家民主化的进程中,认为按中国的国情,中国不宜马上实行像西方那样的民主宪政,而必须有一个过渡阶段,就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所热切颂扬的“开明专制”阶段。可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史证明,“开明专制”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反使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遭受严重的挫折。  相似文献   

11.
梁启超的华侨华人研究运用了统计分析方法,注重对资料的多渠道占有与利用。他的研究表现出学术研究服务于现实的特点,拓展了晚清时期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领域。他提出了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殖民观",对民国时期的华侨华人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也推动了梁启超对中国国民性质的思考,他的政治思想从一度倾向革命转变成主张开明专制与此不无关系。  相似文献   

12.
本文针对史学界关于叶卡特琳娜二世实行的开明专制带有“确定的资产阶级性质”,俄国是通过开明专制“开始步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说法提出异议,认为:1.叶卡特琳娜二世实行开明专制是由于当时俄国客观历史环境所决定;2.它并不具有“确定的资产阶级性质”,而是封建君主专制的一种新的形式,实质上依然是封建沙皇专制;3.它不但没有使俄国“开始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和“推动俄国封建君主制逐步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反而巩固和加强了其农奴制度与封建沙皇专制,从而严重地影响和阻碍了以后俄国和欧洲社会历史的发展。  相似文献   

13.
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的政治思想,受伯伦知理影响最深,梁启超以他的方式对日本的政治理论(用当时日本的用语来说,就是"国家学")进行了吸收,并反映在自己的著作之中。通过他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和《开明专制论》考察其政治学受容系谱,针对伯伦知理的受容问题,进行史实的发掘和分析。  相似文献   

14.
本文针对史学界关于叶卡特琳娜二世实行的开明专制带有“确定的资产阶级性质”,俄国是通过开明专制“开始步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说法提出异议,认为:1.叶卡特琳娜二世实行开明专制是由于当时俄国客观历史环境所决定;2.它并不具有“确定的资产阶级性质”,而是封建君主专制的一种新的形式,实质上依然是封建沙皇专制;3.它不但没有使俄国“开始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和“推动俄国封建君主制逐步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反而巩固和加强了其农奴制度与封建沙皇专制,从而严重地影响和阻碍了以后俄国和欧洲社会历史的发展。  相似文献   

15.
对于开明专制论,学界一般比较注意其在清末提出时的基本主张以及思想界对它的批评,而较少关注其在民国初年的情况。梁启超等人在民国初年仍然坚持开明专制论,他们恐惧革命之后可能出现的暴民专制、忧虑革命再次发生的可能,希望依傍现有的政治权势,行开明专制,以向宪政过渡,但终为政治权势所玩弄。坚持共和民主立场的人士以及革命党人,对于开明专制有系统的批评,或坚持民主政治可以随时随地起步,或坚持应由革命党掌握政权以行训政。  相似文献   

16.
梁启超曾极力鼓吹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在中国建立美式共和政体,后又转而主张“开明专制”。原因有三:康有为、黄遵宪等师友之劝诫;赴美国考察共和政体的优劣,对照中国国情,从思想上认识到美式共和不适合中国;在理论上对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等人的理论进行了探索,动摇了革命共和观念。粱启超的主张虽变,但在追求民主宪政的目的上并没有实质性变化。以“流质多变”、“保皇”、“倒退”等相责,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相似文献   

17.
《新民丛报》学人关于国民性及通过实行开明专制以实现自由的思想并不统一。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国民性较低,只能通过开明专制得以提高,然后再进行君主立宪,从而实现中国人的自由。杨度、康有为、张君劢、黄与之则认为国民性问题并不是能否实行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根本问题,若清政府藉口国民性较低而不能立宪,则中国人永无立宪之期。  相似文献   

18.
如何评价梁启超在戊戍变法以后的思想及其作用,是同如何评价立宪派以及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论争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这时期梁启超已从进步走向反动,堕落为保皇派。其实,梁启超虽然反对暴力革命的道路,但就当时作为另一条战线的立宪运动来说,还是以反对封建专制、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进步角色活动于二十世纪初历史舞台的。“保皇派”的帽子应当从他头上摘掉。  相似文献   

19.
关于颜元的思想倾向和阶级性质,梁启超和候外庐先生早有论述。梁氏认为颜元“对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在诸儒中尤为挺拨”。①候老更进一步肯定“他是中国十七世纪思想界的一支异军。他在当时启蒙的人物中,对于理学的批判,比王、顾、黄三人更加彻底,毫无保留。”②近年来在一些学者的论著中,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不能称颜元等为启蒙思想家,认为他们的思想只是“地主阶级开明思想而已”。③还有人认为颜元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是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  相似文献   

20.
《新史学》与《三十自述》传递出梁启超在1902年关于学术、政治与天职的思考。作为一位从旧史学阵营中走出来的新史家,梁启超具备了从内部攻击旧史学的动机与能力。《新史学》随处可见对旧史家、旧史书与旧史学的指责,表现出誓与旧史决裂的心意。但《新史学》的撰写意图不是单一的,或者说梁启超凭借此文不止要在史学上有一番大作为。《新史学》还是一篇“谤书”,梁启超口诛笔伐的是包括清廷在内的历代专制君王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旧的政治文化观念。1902年,梁启超激烈批判旧史学,非议帝王政治,其中有理想、有行动,但相较而言,这些都是形而下之“器”。驱使他发出这些言论并不断付诸实践的,是他心中无法抹去的国民责任,或曰天职,这才是他平生所怀抱的“道”。1902年之后,梁启超的大部分时光都在“笔舌生涯”中踽踽独行。尽管梁启超手中之器屡变,心中之道却始终不改。这是梁启超留给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和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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