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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传》虽为《春秋》三传之一,然最初各自成书,未尝求附于经。自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明言“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亦以官学加持,经传合并定为一尊,以为皆为编年之体,《左传》记事之连珠贯串,遂不可得而见。《左传》征引《诗》《书》《易》《礼》,无所不备,事详始末,自成首尾。学者欲穷究《左传》叙事体例,必当原始要终,求其本末。故自宋以来,学者仿效袁枢纪事本末体,依事类排比连贯,凸显事件的发展脉络,使端绪分明。如宋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马《左传事纬》等,均为其中较著者。本文欲从《左传》与纪事本末体二者,探究其发展转变之关系;并从文本变化的角度,分析《左传》与纪事本末体的《左传》,彼此之间承袭或异同之处。 相似文献
2.
春秋后期,诗从坏乐之中蝉蜕而出,诗教变乐语之教为纯粹诗教,汇入既有之德义礼治的教育传统,从附庸走向独立。《诗》属性的这一历史性嬗替乃是籍孔门重置《诗》教目的而完成的。官学下移民间,孔子设计教育造士,立四教,分四科,观念重理想、实践重事功,以《诗》为其文教教材,并赋予其不同于乐教时代的全新目的。较之于古乐官,孔子论乐不必及诗;较之于古师儒辈,孔子论诗不必及德义。一方面持续古乐官和古师儒辈的造士理想的高调;另一方面因应时代,把《诗》教落实到向社会供应达政专对、可以言、言而文的事君、事父的人材,实现了《诗》属性的独立与重置。这既体现了夫子教《诗》的时代性和实用性,又成就了《诗》新的历史功能和身份属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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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二《南》诗的礼教思想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诗序》因过度附会政教,率以二《南》皆言文王之教与后妃夫人之德,逮宋之疑古风起,而废《诗序》之说大兴。虽然郑笺以礼说《诗》之事,宋之后仍有人加以回护,然而讥其拘泥形迹,纡曲于外在之礼仪制度而有害于诗情者实多。然而《孔子诗论》问世后,孔子诗教多强调礼义之思想日渐明晰,因而参照简文以深究二《南》风诗之礼教思想,可谓正得其时。职是之故,本文首先从诗教与礼教相系之立场,论述撰写本文之动机;其次,则直接专就二《南》25篇诗歌之内容,分别从男女情诗、婚礼习俗用诗、劳人思妇遣情诗、子女事亲诗以及执事行役诗五大类,以论述各类诗歌之礼教思想;最后,再总括其整体礼教思想之大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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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经文庄公十三年冬所书写的“公会齐侯盟于柯”,出场的人物只有“鲁公”与“齐侯”。但在作为一个事件指称的“柯之盟”,则在《公羊》、《谷梁》、《左传》之三《传》的释义传文中,鲁庄公、齐桓公、管仲、曹沫(刿、子)皆已出现。传文释义的主轴环绕在“齐桓伯(霸)业”上,但对于“伯”之为“伯”抑或“霸”上,则出现了观点上与褒贬上的分歧。其次,“曹沫(子、刿)”从经文的未书写,到传文中的出场,再到战国时诸典籍的被世人称颂,或与管仲并提,或被鲁仲连、荆轲视为人物的典型,“曹沫(刿)”在历史流传中正被后世塑其型,进而成为一篇传文中的“传主”,在书写文中有其自身的生命形态与叙事情节,已完全脱离了三《传》传文中的释义性格,这也正是《太史公书》中《刺客列传》之首篇《曹沫传》的书写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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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叙及周武王克商之事,引用了部分诗句,有“其卒章”“其三”和“其六”。荆州王家嘴楚简《诗经》中有“其二”“其三”等分章的标注,据此,《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引诗中的“其三”和“其六”亦应是《武》篇的分章标示。类似王家嘴楚简《诗经》中有分章标示的抄本,至迟在春秋中期楚庄王时就已在楚地开始流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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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群互动现象,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其中包括从《诗》的应用角度提出的“诗可以群”,也包括从诗的创作角度而形成的“群可以诗”,即一方面强调诗歌的应用对沟通群体思想与感情、凝结群体的共识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强调群体之间的交流方式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诗群互动现象是对“诗可以群”与“群可以诗”的归纳和整合,也是对中国古代诗歌与社会群体关系的总的概括。“诗可以群”与“群可以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诗可以群”,侧重于揭示诗的社会功能;“群可以诗”,侧重于揭示诗的创作情境。二者相反相成,构成了对中国古代诗歌现象和诗学理论的独特阐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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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教育传统。《尚书·尧典》中就有“诗言志”的说法。孔子编撰《诗经》时提出“诗教”的概念,对其内容和风格进行了概括:“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温柔敦厚,诗教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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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赋《诗》的多种解释看《诗》的实用化轨迹--兼论赋《诗》的历史实质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春秋赋《诗》的形式 ,历来有歌《诗》以赋、诵《诗》以赋、歌《诗》即诵《诗》等多种看法。透过多种赋《诗》定义 ,我们发现后人歧出的赋《诗》解释并不互相抵牾 ,而是昭示了典礼上程式化和多具象征意味的歌诗奏乐向具体生活和实际政治延伸的日常化过程 ,以及诗去器乐因素、表演因素过程 :即 ,赋《诗》言志始于奏乐歌《诗》言志而亡于言语称《诗》谕志 ,中间经历由徒歌吟志到诵《诗》言志的过程。其发展的逻辑乃是基于诗乐的普遍传播 ,藉“乡乐唯欲”之契机 ,为适应礼乐文明兴盛与衰落的历史发展的结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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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行世至屈骚诞生,时间相隔二百余年。出于外交等政治场合的需要,《诗经》一直在各诸侯国之间流播传扬。楚国乃南土大国,与中原文化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作为《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他曾担任楚怀王左徒,在内与楚王图谋国事,在外接应八方诸侯与宾客,他亦曾出使过齐国等地,自然深受《诗经》精神之影响。表现在屈骚中的"怨刺"精神与忧患意识、《诗经》体式及语言等艺术、比兴表现手法等,皆与《诗经》一脉相承。屈原是第一个受益于《诗经》精神的正式署名的中国诗人。由于屈原的努力,屈骚精神与《风》诗精神共同构成了"风骚"精神而光耀万代。唐代诗人崇尚《风》《骚》,化其精神为诗歌之养料,使诗歌呈现出风骨健朗、新鲜活泼的时代风貌,主要体现在精神闳美、性情纯美、人情贞美、语言新美、意境优美五个方面,从而构成了唐诗独特的审美意味。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