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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构建矿产资源开发收益分配机制时应考虑生态环境补偿问题。本文选择具体案例,从分析矿产资源开发各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行为出发,运用合作博弈的经典模型——Shapley值法对矿产资源开发收益分配问题作进一步分析求解,并引入"生态补偿因子"对Shapley值进行修正与优化。研究结果显示,Shapley值法对于建立更合理的矿产资源开发收益分配方式,达到社会经济效益最优、生态环境影响最小的目标,实现资源型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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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治理生态环境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正逐步探索由单一水环境治理向流域综合环境治理的转变之路。现如今,流域补偿政策能否实现碳减排效应,在碳达峰、碳中和双重挑战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本文基于2006—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受偿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显著降低黄山市碳排放总量,抑制效应为4.9%;②补偿政策的外溢效应与政策效应的作用方向一致,且该溢出效应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③碳减排效应机制分析结果验证“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产业结构转型—推进技术进步—碳排放下降”正向传导机制成立,且该政策并未通过抑制经济增长实现碳减排。最后,从逐步开展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现补偿模式多元化、警惕污染产业就近转移等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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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知能源富集区经济韧性演化过程与规律,是推动能源富集区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在演化韧性视角下构建能源富集区产业结构演替与经济韧性响应分析框架,采用区域经济韧性测度和分解模型,从主导产业动态变化、三次产业结构演替和区域经济韧性转化3个方面,研究1990—2019年能源富集区榆林市经济韧性演化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①榆林市经济韧性演化经历了“重组-开发、开发-维持和维持-释放”3个阶段,区域经济韧性呈前期和后期弱、中期强的倒“U”形曲线;②1990—1999年第一和第三产业竞争力与结构素质是影响榆林市经济韧性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路径突破能力,2000—2019年榆林市经济韧性的剧烈波动主要由第二产业竞争力的快速“增强-下降”所引起,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性显著增强;③能源采掘业竞争力波动是榆林市能源化工产业韧性演化的主要动因,能源加工业和化工产业对能源化工产业韧性演化的作用日益增强。研究结果有助于为增强区域经济韧性,探索能源富集区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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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贫困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路径对于实施宅基地退出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结合全国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县中唯一的贫困县——安徽省金寨县333份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贫困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路径,并对比分析了不同类型家庭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路径的差异。结果表明：①贫困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基本遵循计划行为理论,影响路径包括“行为态度→退出意愿→退出行为”和“主观规范→退出意愿→退出行为”,且主观规范是主导因素,行为态度次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显著正向影响其退出行为。②不同类型家庭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路径不同,其中抚幼养老型家庭和养老型家庭的影响路径与样本总体路径一致,包括“行为态度→退出意愿→退出行为”和“主观规范→退出意愿→退出行为”;抚幼型家庭的影响路径仅有“主观规范→退出意愿→退出行为”,且其主观规范对退出意愿的影响强于养老型家庭和抚幼养老型家庭。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型家庭实施不同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激励政策,有效利用农户的社会网络,健全宅基地退出后的配套政策,以及严格落实宅基地退出补偿资金的信息公开和按时支付制度等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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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概念越来越深刻地体现在国际分工专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中,全球价值链（GVC）的深化将如何影响环境这一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思考。本文立足于GVC的视角,利用1995—2018年6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依托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体系,探究了参与GVC对于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关联性的影响,分析各国参与GVC是否会影响EKC的“拐点”。研究结论表明：①GVC参与度的提高将显著延后EKC“拐点”的到来,这一“延后”主要源于后向GVC分工的驱动,而前向GVC分工的提升将有助于EKC“拐点”的提前。②参与GVC对EKC“拐点”的影响存在国家异质性,环境规制严格的国家参与GVC将助其更早迎来“拐点”,实现经济发展意义上的碳达峰;而规制宽松的国家参与GVC则可能沦为“污染天堂”。③GVC参与度对EKC“拐点”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其中技术密集型行业前向GVC参与度的提升将有效推动EKC“拐点”提前到来。④GVC参与度与CO2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本文的发现丰富了全球价值链在经济和环境效应方面的实证应用,为协调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约束提供了新思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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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城市低效工业用地研究日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本文基于“内涵界定—效率评价—成因分析—处置研究”这一分析路线,总结城市低效工业用地的科学内涵,梳理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评价的指标体系、评价尺度和评价方法,探寻城市低效工业用地的形成原因,系统分析城市低效工业用地处置的模式和障碍因素,并提出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设想。研究表明：①城市低效工业用地内涵和基础理论研究需要深入,厘清城市低效工业用地的产生机理、处置动力机制和主体间利益博弈机制是研究的关键;②城市低效工业用地效率评价方法选择的科学性有待提高,指标体系的内容应注重对技术创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关注;③城市低效工业用地处置模式较为单一,当前大多局限于政府主导的处置模式,如何发挥市场机制在低效工业用地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引导各种主体参与并实现利益共享是研究的重点;④城市低效工业用地处置顶层制度供给远落后于地方实践,应尽快总结改革经验,创新顶层制度设计,同时,探索城市低效工业用地处置与新兴产业用地支持政策的融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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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郎木寺为调研区域,采用相片引导的半结构化访谈方式获取调查数据。借助质性分析软件NVivo10.0对访谈内容进行分析,依据特征将地方划分为11种类目,并构建8大类及39小类地方意义类目。研究结果显示：自然景点、佛教寺院、丧葬地点、清真寺、食宿地点和村子家乡是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地方;“地方特色”、“精神性”、“群体联系”及“情感与体验”构成了受访者地方意义的主体;不同人群对郎木寺地方意义的表征各有侧重,显示出了明显的差异性：当地居民（藏族与回族）依靠宗教和社区生活形成地方感,而外来者（游客与经营者）则主要依靠原生态文化和生计形成地方感;以游客为代表的外来者和以藏族居民为代表的当地居民对地方意义的表征存在竞争关系,这种地方意义的竞争反映了不同人群关于地方权力的博弈,成为郎木寺地方身份变化的动力,也为认识当地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复杂社会现象提供了途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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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集约利用是实现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有效方式,其水平高低与农户要素配置有关,而地权强度是影响农户配置行为的重要变量,农地确权的按期完成也为检验其制度绩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生自然实验。本文基于2017年山东省三县（区）农户实地调查,构建“耕地利用的可持续集约化（SICL）概念内涵—SICL水平测算—SICL确权响应及其响应机理”的分析框架,探讨SICL的概念内涵,测算农户层面的SICL水平,理论剖析并实证检验了农地确权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耕地的可持续集约利用水平。研究发现：①SICL包括经营集约化、产出高效化、资源节约化、生态环境不退化4个维度,可从“投入-产出”范畴衡量。②样本农户SICL水平集中于“低度可持续集约利用”区间,五莲组农户SICL水平相对不可持续,而东平组和垦利组状况相对较好。③耕地利用对农地确权的响应表现为可持续集约化的效率改善或耗散,这与农户是否具备与农地确权后相适配的生产要素重配置能力有关。并且,农户家庭距县城越远,确权后耕地利用的非可持续集约化效果越强。随着农户粮食种植专业化程度的提升,农地确权后抑制农户SICL的政策效果会得到缓解。基于此,可从设计SICL评估框架、提高确权后农户的要素配置能力、实施地区差别化政策等入手缓解农地确权对SICL的制度抑制,促进耕地利用的可持续集约化转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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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旅游地承载着苦难的记忆,不同旅游者可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心理和行为。本文通过调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参观者,试图以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为变量对黑色旅游者进行细分,以有针对性地强化黑色旅游在记忆传承和增强国家认同方面的作用。聚类分析得到行为意愿迥异的三类黑色旅游者：态度忠诚型、低重游低推荐型、态度和行为忠诚型。为进一步识别三类黑色旅游者在旅游限制和动机上的差异,结合网络文本分析构建了黑色旅游限制和动机量表,因子分析提取出7个限制因子：“伤痛记忆”、“恐惧和压抑”、“禁忌和文化观”、“缺乏兴趣”、“人际限制”、“时间/距离/信息”和“竞争旅游地”;3个动机因子：“责任与教育”、“社会因素”和“好奇和思考生死”。方差分析显示：旅游动机越强,旅游限制越弱,参观者选择重游和推荐意愿越强,反之亦然。研究发现为黑色旅游目的地管理提供了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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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旅游承载力是处理自然保护地人地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影响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关键。以云南泸沽湖省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综合多源数据,利用“双评价”、容量转换等方法计算旅游承载力。结果发现：①泸沽湖具有“三区合一”的典型特征,由自然保护区、社区、景区3类空间叠加而成。自然保护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等于社区人口负荷与景区旅游承载力之和。空间供给、资源消耗、设施提供和管理水平共同影响旅游承载力,其中空间供给是关键的制约因素;②依照“确定总量—减去存量—计算余量”的逻辑思路,计算出自然保护区适宜土地面积,获得特定建成情景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减去社区人口负荷得到保护区承载力余量,可进一步转换为景区旅游承载力;③维持风景旅游型城镇建成环境条件下,泸沽湖高适宜的土地面积仅为298.54 h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3.67%;资源环境条件可支撑19920人,承载力余量为15918人,经过转换后可得旅游承载力为11938人/日;④针对短板的限制作用,提出采取倾斜木桶、延长长板等措施,为景区旅游承载力扩容提供思路。研究可为“三区合一”型自然保护地旅游承载力测算提供技术支撑,有利于保护地科学治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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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开发利益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资源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等。新疆是我国典型的矿产资源富集区,与矿产资源开发相伴,经济、社会、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日益凸显,并不同程度地引发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矛盾。本文首先通过问卷调研界定出新疆矿产资源开发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矿产资源开发企业和当地居民。其次分析各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在矿产资源开发产生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资源利益和环境利益中,各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不尽相同,中央政府重视矿产资源开发的资源利益,地方政府、资源开发企业和当地的居民重视的是矿产资源开发产生的经济利益。第三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从公平性和效率性两个方面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益格局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利益格局的合理性变化趋势为倒“U”型,即不合理性越来越强,利益格局急需调整和优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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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生态补偿的市场化路径及其理论解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中国生态补偿制度体系。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梳理和生态经济分析框架,在总结政府主导型、社区参与型等旅游生态补偿实践的基础上,明确了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的内涵特征、利益主体,并探索其运行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形成生态旅游供需对接平台,具有以市场交易实现生态资源价值、内生性和循环性、参与主体多元性等特征;主要涉及游客、旅游企业、社区居民、当地政府等利益主体;其运行机制是社区居民和旅游企业在有机合作和投入建设基础上,将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产转换为生态性旅游产品,游客通过付费购买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形成对旅游企业、社区居民、目的地生态系统的直接和间接补偿,从而构建可持续的“交易—获利—激励—再交易”市场化补偿路径。这一市场化机制运行的前提是自然资源产权的确定,关键是资源生态价值的实现,核心是生态服务功能交易的互动激励,而多方博弈中政府的调节是重要保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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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VM理论的塔里木河流域居民生态认知及支付决策行为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作为新疆南疆的核心区域,塔里木河流域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与参与意愿关系到当地环境演变态势。本文调查流域12个典型样本区,运用条件价值法、环境外部性与准公共物品理论分析1962户居民生态认知及支付行为。研究表明：①流域样本区60.30%的居民认为生态环境有所改善,67.30%的居民认为防护林的生态价值主要体现在保持土壤、涵养水源、调节气候与增加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认知程度影响居民的最大支付意愿;②家庭禀赋、对环境价值的认知、对环境变化的心理感知的差异导致居民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下游居民有支付意愿的比重平均比上游高29.99%;且收入水平不影响居民对生态价值的理性、客观认知;③样本区居民参与环境保护呈现“零意愿”的比重平均为11.90%,其中“搭便车”心理与“对政府环境治理缺乏信任”的占比达到61.90%;流域下游居民作为环境改善的最直接受益者,对生态环境保护呈现“零意愿”的仅为5.30%;④考虑居民的异质性,并结合当地的经济社会条件、环境演变趋势、资源配置方式,是提高CVM理论评估环境价值有效性和可靠性的重要保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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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旅游资源是旅游吸引物的重要依托载体,其价值演化研究对于地质公园的发展具有导向意义,同时构成了制定符合特定时期地质旅游资源综合价值充分释放的政策依据。基于黄河石林国家地质公园历年规划文本,通过高频特征词提取,以特征向量中心性和中介度中心性为指标,对其地质旅游资源价值演化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地质旅游资源价值构成大致以2012年为界限分为两个阶段,即保护与开发兼顾时期和综合开发时期。第一阶段地质公园的特征较为明显,“地貌、公园、保护”三个词出现的频率最高, “保护、自然、公园、景观、旅游、景区”处于主导地位,“公园、保护”拥有最高的影响力度。第二阶段以旅游为主题,“旅游、景区、项目、规划”出现的频率最高,“旅游、景区、发展、规划、建设、服务”处于主导地位,“旅游”的影响力度最大。导致这种演化的直接原因在于经济利益驱动,而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制下政府对地质旅游资源价值的定位是决定其价值取向,从而导致地质旅游资源价值演化的根本原因。研究认为,中国特殊国情下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决定了地质旅游的发展路径,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国内旅游产业的实践应用,而这种特征正是人地关系相互影响的有效验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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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矿产资源开发效应及其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矿产资源勘察、开发、利用等活动,对资源地的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正面和负面效应。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新疆,矿产资源开发已成为其支柱产业。矿产资源开发一方面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和投资的扩大,增加了利益相关者的收入,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当地的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导致了产业的单一化和重型化,产生"荷兰病"效应,对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产生挤出效应,对环境造成污染,破坏生态平衡,耗费大量的水土资源等,不利于新疆的跨越式发展。矿产资源开发效应对利益相关者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对资源开发的企业而言,直接享受资源开发的高额利润,将产生的资源效应和环境效应等负面效应转嫁给其他的企业和当地的居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程度不同的享受到资源开发的正面效应,但也承担着资源开发产生的负面效应;当地的居民直接享受不到资源开发正面效应,却直接承担着资源开发造成的资源诅咒效应、资源效应和环境效应等负面效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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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地生态补偿研究进展与展望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制度安排,旅游生态补偿的目的在于将旅游资源开发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转化为对利益相关者的经济激励,以调和旅游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因此,旅游生态补偿成为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关注的焦点。基于国内外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较为系统地梳理与评析了旅游生态补偿的概念内涵、补偿主客体、补偿标准、补偿模式和保障体系等多方面研究内容。进而提出了补偿空间范围及其等级区划、补偿标准及其时空分配、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补偿机制及补偿绩效等旅游生态补偿研究中应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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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风县耕地资源价值及其空间分布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全面认知耕地资源价值的结构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土地市场建设与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前提。本文在梳理当前耕地资源价值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县域耕地资源价值测算体系,并以湖北省团风县为例,从村、镇和县不同地域尺度测算耕地资源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分析其空间分布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团风县耕地资源生态、社会和经济价值的比例约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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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问题分析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本文针对处于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区的陕西省旬阳县的基本情况，探讨了生态补偿的若干理论问题，如为什么要进行生态补偿、谁来补偿和向谁补偿、补偿多少以及如何进行补偿等。笔者认为，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界定或权利的初始分配不同，造成了流域上下游事实上发展权利的不平等，需要一种补偿来弥补这种权利的失衡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产生的正外部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下游沿线享受生态服务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应当是提供补偿的主体，而上游水源涵养区的地方政府、企业法人与社区居民等是接受补偿的主体；生态补偿的范围和标准可以分为两部分，包括生态建设和保护的额外成本和发展机会成本的损失；在当前环境资源产权关系界定尚不完善，市场机制还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应强化中央政府对生态补偿的干预力度；在产权界定比较明确，市场经济程度较高的情况，可逐步侧重于利益主体间自愿协商的解决途径。在具体的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中，要关注为地方创造发展的机会、空间和政策；生态补偿方式应当多元化；同时要建立生态补偿的监管、评估和激励机制以及合理的干部考核机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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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消费属于典型的异地消费,在给旅游目的地带来积极的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旅游消费也对旅游目的地乃至区域的资源环境产生重要影响。旅游消费的资源环境效应研究是资源生态学和旅游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目前系统性的研究不足,理论研究框架有待进一步完善。本研究在系统分析已有文献和归纳前期研究成果基础上,评述了旅游消费资源环境效应的相关研究进展和现状,重点从旅游消费体系的视角,系统阐述了旅游消费资源环境效应的分析框架和重点内容,并进一步归纳总结了旅游消费资源环境影响机理:①旅游消费的异地消费特征改变了区域原有的资源分配格局;②旅游消费内容的变化改变了区域资源供给结构和流动效率;③旅游消费驱动的资源异地供给增加了资源消费的环境影响;④旅游消费的突发性和集中性挑战着旅游目的地综合环境承载能力。最后,提出了现阶段旅游消费资源环境效应研究的重点方向和领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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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n Barreiro-Gomez Carlos Ocampo-Martinez Nicanor Quijano José M. Maestre 《Journal of The Franklin Institute》2017,354(14):5771-5796
This paper solves a data-driven control problem for a flow-based distribution network with two objectives: a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a fair distribution of costs. These objectives represen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directions. It is proposed a solution that combines either a centralized or distributed cooperative game approach using the Shapley value to determine a proper partitioning of the system and a fair communication cost distribution. On the other hand, a decentralized non-cooperative game approach computing the Nash equilibrium is used to achieve the control objective of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under a non-complete information topology. Furthermore, an invariant-set property is presented and the closed-loop system stability is analyzed for the non-cooperative game approach. Another contribution regarding the cooperative game approach is an alternative way to compute the Shapley value for the proposed specific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Unlike the classical cooperative-games approach, which has a limited application due to the combinatorial explosion issues, the alternative method allows calculating the Shapley value in polynomial time and hence can be applied to large-scale problems.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