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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仁义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7(1):46-52
南朝时期,皇权重新主导了官方文化事业建设,官方组织了参与程度深浅不等的各类史学撰述活动,在国史、起居注、典章制度、谱学等史学领域取得不俗成就。南朝官方史学发展,离不开门阀士族的广泛参与。门阀士族以浓厚的撰史意识和活跃的史学实践,完成了南朝史学官修与私撰的良性互动,推动了南朝官方史学乃至整个南朝史学的发展。 相似文献
2.
张岩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8,24(5)
史官制度是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曹魏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此间,史官制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曹魏统治者设立了专职修史官员——著作郎,正式确立了著作官制度,使得史官与天官正式分离,表明官方对史学控制的空前加强。不仅如此,著作官制度形成之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并直接影响到西晋直至唐代史官制度的变化。 相似文献
3.
邓瑞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1997,(2)
南京曾是我国十朝(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初、太平天国及民国)故都.在史学的形成与发展上曾有着承前启后的光辉业绩.自三国孙吴定都在这“石城虎踞,钟山龙蟠”的南京时,就设有史官,如吴孙皓时已有左右国史,薛莹为左史,华覈为右史.又周处曾任左国史,迁东观令.太史令丁孚、韦曜等,参撰国书.(参见《册府元龟·国史部总序》)南朝亦设有史官及史职,东晋时的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刘宋时的苏宝生;梁时的沈约、裴子野.以上均是当时的史官,齐、梁以后,有修史学士,或称撰史学士,陈时有刘陟、谢吴、顾野王等.因此南京史学的形成是源远流长的.现今回顾一下南京史学过去发展的特点,是很有必要的,以便更好地总结经验,批判地继承优良的史学传统,从而更加促进南京史学的发展. 相似文献
4.
5.
乔治忠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2,(1):54-62
中国史学史是系统的学科,其知识体系的更新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向,也是学术研究和大学教学的要务。中国史学史的知识体系,首先应当明确其学科任务和研究内容,随之要探讨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即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的矛盾,而史学求真与撰史致用的矛盾就交织于其间。在上述主导线索的关照下,应当准确地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同时深化史学史个案问题的研讨,认真审视以往的历史结论,从而以不断更新的知识体系,做好中国史学史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 相似文献
6.
白云 《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3(1):21-24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其中的《史传》篇专论史学,对史学源流、史书体裁、史学功用、撰史原则、修史态度、著史方法和步骤等都有精辟见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评论史学的专文,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相似文献
7.
8.
李磊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64-71
在西晋大一统瓦解后各族纷纷建国的历史态势中,百济的道路代表其中一个重要类型。在"天下意识"下,百济与东晋南朝在形式上构建统一的政治体系、分享同一个文化世界。百济首次朝贡东晋便授官,这似与百济、夫余间的历史渊源有关,也是国际形势变动及各自内政需求的结果。自东晋起,对百济王除授形成常例,基本上每任百济王在即位之初便遣使东晋南朝,除授前王的官职。5世纪起,尤其是东城王牟大"内属",百济内部官僚由百济王假行职,再由南朝朝廷除正,也成惯例。与宕昌王、河南王相比,百济王在吸收江左文化制度时受到特殊优待,这是基于彼此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百济对东晋南朝天下秩序的自觉参与,使其国势盛衰也与江左王朝相应。 相似文献
9.
胡阿祥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23(5):35-37,81
《六朝通鉴博议》是出自南宋史学大家李焘之手、而在后世又较受冷遇的一部史评类著作。《博议》之受冷遇,或与其应世性质太过明显、缺乏考辩钩沉有关。然而立足当今,《博议》对读者感触中国传统史学的褒贬鉴戒,理解中国历史上南北对立时代的史实,体会六朝京都的自然与人文形势,仍是颇多助益。至于《博议》的精旨要义,特别值得提出者三点,即解释了六朝"终不能混一区夏"的原因,指出了东晋南朝能够与十六国北朝对抗的缘故及其意义,作者寄望于为南宋朝廷提供龟鉴。 相似文献
10.
赵艳霞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13(3):100-101
明代史学的最大特点是私家史学的兴盛,明代的私人史学家们创作了大量的史学著作,并在史料采撰、史文表达以及修史的具体步骤上总结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成果.受经世思想、黜虚征实思想的影响,史家治史态度得到端正,史学地位有所提高,史学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深化.明代私人史学家的史学思想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