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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恂早年相繼随同薛福成、許景澄、龔照瑗出使歐洲,後經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調回國,時間是在1895年。他在張之洞幕府的第一份差使爲江南自强軍洋操提調。1899年初,錢恂被任命爲湖北游日學生監督,這背後有强烈的日本方面的推動因素。同時期,張之洞也一度計劃派遣鄭孝胥赴日出任學生監督。在張之洞幕府中,錢恂與鄭孝胥均爲幕主所倚重,但彼此政見不同,仕途發展也有所差異,二人之間始終存在着隱性競争關係。1900年庚子事變期間,錢恂與張之洞關係緊張,一度接近破裂邊緣。錢恂在日激進言論,後來引發有關"張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夢"的争議性話题。錢恂之觀念有其自身發展脉络,當時通過汪康年的關係,也可能間接受到日人宗方小太郎的影響。本文以爲,作爲"中等人物"(姑取非達官顯貴亦非草根平民、既富傳统素養又經新學熏陶之意)的代表,錢恂其人對於理解晚清政治與社會,有着不小的研究價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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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嵩按:卞孝萱教授於二○○九年九月五日遽歸道山,本文竣稿於七月末,經先師手訂,爲最後之遺著.謹誌,以寄哀思. 我們在無錫市圖書館古籍部閲讀了<錢氏宗譜>影印本.該譜扉頁題"光緒辛巳歲重輯","錢氏文林公支宗譜","義莊藏板".卷首<目次>又題"錢氏湖頭宗譜".上卷八卷,首一卷,錄譜序、像贊、圖考、碑記、墓案、墓誌、傳狀、壽序、塋圖等文獻.下卷十一卷,首末各一卷,绿各分支譜牒.上下卷之板刻字體,均有纖細及寬大方正兩種分别.字體纖細者版芯題有"錦樹堂"三字;字體寬大方正者則無,據光緒十八年壬辰(1892)三德支聯名共識,推知該譜字體纖細者爲北錢意香宗長所刻,字體寬大方正者爲三德支所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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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劉秉忠行狀:道人抑或宰相?
劉秉忠的傳記資料主要見於《藏春集》卷六《附錄》所收之同朝人張文謙撰《行狀》、王磐撰《神道碑銘》、單公履撰《墓志銘》、姚樞撰《祭文》①.《元史》系"劉秉忠"條於卷一五七之"列傳第四十四"②,《元詩選》初集亦有傳略③.內典則見於南宋志磐《佛祖統記》和元念常《佛祖歷代通載》等,多從《藏春集》中摘編.楊曾文在《宋元禪宗史》中爲劉秉忠作了簡明小傳④.本文所論和劉秉忠生平甚爲相關,故再爲立傳并有意凸顯相關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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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先生<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云:"研究當時士大夫之言行出處者,必以詳知其家世之姻族連繫及宗教信仰二事為先决條件,此為冶史者之常識,無待贅論也."他批評梁啟超"取己身之思想經歷,以解釋古人之志尚行動,故按諸淵明……所出之家世,……所發明之新說,皆所難通."①陳氏之治史方法,於此可見一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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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山陰祁氏澹生堂抄本《兩浙古今著作考》十五册,祁承爍著。未刊稿本也。《千頃堂書目》卷十有祁承爍《諸史藝文鈔》三十卷,又《兩浙著作考》四十六卷一條,諸家著錄,僅見有此。《澹生堂全集》,崇禎刊二十一卷本,自涉園陶氏流出,後歸北平圖書館。藏園傅增湘曾記其卷十二“戊午曆”中有輯《兩浙著作考》,半載而成之語,是此書輯於萬曆四十六年也。其書湮沉三百餘年,世無知者,而今一旦更出,豈非快事。余初聞石麒見告,有澹生堂抄本一部出於杭市,書为殘帙,而索直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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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先簡述《莊子》學史上"文學性詮釋"之定義、重要人物與其見解。再詳論體例較完整,且與晚近文學流派關係較切的三部作品,以考其後續發展。公安袁氏借用了中國史學論史家三素養,與佛學對存在結構的分析,以超卓識見爲立身與理解詮釋之鍮;并主張屏棄任何既定格局與套路,此即情量與知見。在取用三教思理以解《莊》方面,公安袁氏昆仲通過大乘佛學華嚴與禪的高度圓熟之發展,和孔、老近似語句,用以説明三教不僅皆深論生死問題,并均主本無生死,天命即此不死不生之本體,并非只局限於生死的談論,實可視爲對二元對立思維方式之超越,并確足以爲三教同歸的結論。公安袁氏雖創作兩小書以詮解《莊子》内七篇,但似疏非疏,實亦期讀者能悟雙方旨趣於言外。其性質吾人名曰"無韵之酬和"。然袁氏尚有繁言巧喻,姚鼐與譚元春間尤相近,一皆有"旨"爲閲讀之標的;二或在"以不解爲解"的特殊讀法和簡約注法。即側重"不言而喻"者,亦需藉具體方法以導向解悟。譚元春與姚鼐的方式,同中有異:一,姚氏書中罕見注語,乃藉由分章,類於大塊面的遠景,只將《莊子》原文做最基本的分割,使讀者有一完整的觀照;章與章之分際,若際而非際,非全無助於讀者之體會。於分章項下,即圈點,類於特寫,使讀者由文章之警策處悟入,仍是非言説的默示法。二,譚氏則每用情境爲導引,而謂己"因而遇之",此"遇"之偶發無端、興來如答,遂有其在文學創作與批評上的特殊意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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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之學自胡安國以來,可繼承之傳統有二:一爲經史之學,一爲性理之學。經史之學方面,可注意之焦點有二:一在重祝經史之學之當代性;另一,則是於歷史成敗之探討中,着重分析决定歷史發展走向之歷史人物及其影響。至於性理之學方面,則可分述爲二:就哲學系統之建構言,安國之以"不起不滅"爲心之體,"方起方滅"爲心之用,"心"爲無所不有,謂"物物致察而能一貫"有三境,以及合"操存"與"省察"爲一;凡此諸項觀點,確實具有於程颢、程頤之外,另闢一徑之空間。其後胡宏於"生成"義,説"性"之遍在,而仍於"終極"義,釋"性"爲"有限"之論法;乃至主張一切"存有"之内部,皆内涵一特殊之具有形上意義之"存有因素",此一特珠而遍在之因素,與"氣"之形構條件結合,形塑爲"性"、"心"展現於氣化整體之成因,從而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之表述,皆是一種企圖於宇宙構成論與存有學方面,向前推進之努力。其發展,并非無成功之可能。而在義理學方面,由胡安國"心"之體、用説,落實爲合"操存"與"省察"爲一;此一路向,發展至胡宏,有"智"、"仁"合一之論,乃至"聖人執天之機,惇叙五典,庸秩五禮"之説,亦是一大推進。所難者,在於其所建立之"心""理"合一之論,由"識仁"始,即須有一"能觀"之位置;此點對於一般儒者而言,不易理解,亦不易掌握。以張栻之爲胡宏高弟而不免爲朱子所動摇,僅殘餘一種"體用論"之諍議;即是顯示此項困難。張栻之後,湖湘弟子有從陳傅良、戴溪游者,而如胡大時,且猶疑於朱子、陸九淵之間;以是於性理之義,其學無得而再傳,亦是實情。故就朱子而言,得吕祖謙、張栻之助,乃其成學之歷程中,屬於積極之因素;然張栻因朱子而受注意,湖湘理學之傳,却亦因朱子、張栻之講論而逐漸模糊化。理學之成系,以歷史發展之結果論,實亦仍止有程朱、陸王之形成對峙,真正具有"導引"之力。故就"理學"之嚴格義言,湖湘之學乃發源於胡安國,拓展於胡宏;其功不專在胡宏。而張栻之不足以繼承其脉,乃湖湘之學雖仍重視性理,却無法形成明確之"學派特質",僅能憑借"議題關注點"之特殊走向,發展成爲地域性學風之原因。唯若就"儒學"之寬泛義而言,則湖湘之經、史,乃至其重視"性理"之觀點,歷元迄明,其風習不少衰,不僅支脉分衍各有傳承,其於南宋所形塑之若干特色,即於其後兼受陽明學之衝擊而複雜化,亦仍有所延續。特須另有大儒,出於其間,將之涵融而出新,乃能見出力量。明末王夫之之崛起於衡陽,於理學另創新局,彼受世變之激勵,由經而史,以之深透於性理,彼之所論,不僅具有一種變朱子之"静態形而上學"爲"動態論"之勢能,彼基於"歷史哲學"之觀點而提出之獨創之"理勢論",乃至於"事變"中見"人物",於"群體"與"個體"之關係中,辨析"事理"與"事理中之義理"之眼光,皆非已有之理學、心學之舊軌,所可概括。此點顯示:南宋以後,湖湘於儒學之積蘊,乃至彼所受多方文化因素之影響,實有其屬於一地之獨特性,值得重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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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新儒家開宗大師熊十力對《莊子·天下篇》情有獨鍾,《讀經示要》多次提到這篇文獻,專門論及莊子時,亦僅涉《天下篇》和《大宗師篇》.十力不認爲《天下篇》是莊子後學所作,而認爲"當是莊子自序",因爲"其評判諸家,見高而識遠.文奥而義豐,恐非莊子莫能爲".①十力一生著述的主要成就同樣見於"評判諸家,見高而識遠",倘若如此,十力先生對《天下篇》情有獨鍾也就可以理解了.畢竟,《天下篇》是中國最早的學術史經典文獻.不過,這篇"莊子自序"之所以讓十力先生感到"極親切",首先因爲《天下篇》讓他看到了何謂"獨舆天地精神往來……"的"見高而識遠"(《全集》卷三,頁776)——十力晚年自號"漆園老人",想必舆此有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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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20,(2)
雖清宗室弘旿嘗稱己對《紅樓夢》的態度是"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然多數紅迷却甚難發現此書中有政治上極其敏感的内容。本文透過小説中虚擬故事與清代真實史事間的特殊對應,發現曹雪芹於第六十三回所鋪陳的情節當中,很巧妙地作賤其最大仇家塞楞額和胤禛(他倆乃導致曹頫遭革職抄家的主要罪魁)。他先透過在老太妃國喪期間薙頭之芳官,影射乾隆十三年孝賢皇后國喪時亦違制薙髪之塞楞額(遭抄家賜死),并以幫芳官改名"耶律雄奴"之舉對塞楞額加以貶損。次用賈敬服丹藥暴卒故事中的幾條"草蛇灰綫"(其中還耙梳出因逾禮參加俞姓石匠會葬而遭免職的雪芹長輩友人陳浩),來對照并揭開其仇讎雍正帝隱晦且荒謬的死因。接着大篇幅記賈敬子孫輩在國孝、家孝期間的不倫醜態,以間接譏刺胤禛一家。由於文中所耙梳出的幾件與故事布局密切呼應的史實,其當事人皆與曹家有特殊淵源,知其很可能就是作者在創作時的重要素材,而絶難可全歸諸巧合。前人或因不嫻曹雪芹的家史背景,又不解其置入性寫法,遂錯認相關叙事乃屬"敗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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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先生《詩集》有兩首題為《寄卞孝萱》的詩,這兩首詩陳寅恪先生遺詩殘稿中没有,唐筼編詩目不載,卞孝萱先生生前也已失去了陳先生手稿.此二絶句録自吴宓先生抄存稿,藉此世人才知道有這兩首詩.時人程巢父曾撰《卞孝萱娱母 陳寅恪寄詩》文,試圖揭示此詩背景.2008年胡文輝出版《陳寅恪詩集箋釋》也對此詩有所注解,惜二人於卞、陳二家交往知之甚少,又限於體裁未能深入研究.然胡《箋》已搜羅《娱親雅言》之散見於各家别集者十一則,可謂用心良苦.2010年出版的卞僧慧新著《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對於此二首詩却是無所提及,甚為遺憾.今撰此文,介紹卞、陳二家的兩代人的文字因緣.揭示這兩首詩寫作的原委,同時表達對先師卞孝萱先生的無限哀思.臨文不諱,文中陳寅恪先生、卞孝萱先生或直稱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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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儒家與佛教的時間觀之同異及其現代啓示,指出儒家時間觀以“循環時間觀”爲最重要表現,儒家從“時間性”之中萃取“超時間性”的道德命題,發揮“反事實性”論述的作用。佛教則主張“時間”之無獨立實有性及其虚妄性。儒家的時間有其具體性,是一種“生活所體驗的時間”,具有樂觀健動精神;佛教的時間觀是“概念化的時間”,人不應受此虚妄的時間所系縛,皆能對受到疏離與欲求所苦的現代人有所啓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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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以個體怎樣面對歷史語境中的"尊嚴與安全"爲視角,來論述且比較學界先賢的生命樣式,這當然不是學術思想史的常規框架所能涵蓋,相反,它是從心靈深處去昭示諸賢的當代學思軌迹爲何大相徑庭的底蘊。爲何讓陳寅恪、馮友蘭、錢鍾書入選"人物表"?其緣由,當不僅是這三學賢在1949年前皆具清華背景,也不僅因爲這清華三賢在當代無疑是從文、史、哲去專攻中華學術的巨子(其間,錢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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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20,(1)
唐太宗於貞觀四年(630)下詔顏師古考定《五經》之文。貞觀十一年(637),師古復奉太子承乾命,爲《漢書》作注。《漢書》多采經説,《漢書》顏注則多引經解。師古注解《漢書》時,釋《詩》多本毛、鄭,而時有獨得之秘;解《書》則本諸僞孔而棄鄭玄,不辨孔《傳》之僞;注《易》則諸家并采,鄭玄、虞翻之説有與師古相合,而申述義理之時,師古又多采王弼説法入文。本篇之撰,旨在依據《漢書》顏師古注之用經情况,比較其與《五經正義》注釋之異同。又師古引經以《易》、《書》、《詩》最多,故本文用例主要采自三書,條分縷析,辨其異同。趙翼《陔餘叢考》卷一"《五經正義》雖署孔穎達名,然實非出一手",本文將摘取若干句例,比較《漢書》顏注與《五經正義》釋義之别,從而確立顏師古在唐代經學史上應有之地位,并重新肯定顏師古之釋義在經義訓釋上之重要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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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中秋節,梁啟超的夫人李蕙仙因乳癌病故。夫人是李尚書端棻的堂妹,纍代清門,家學劭茂。光緒己丑(1889),李端棻典試廣東,梁啟超以十七歲中舉。李氏賞其才,遂以妹妻之。他們伉儷於1891年結婚,相守三十三年,恩愛有加。任公於《悼啟》中發抒他的哀情:“夫人厚於同情心,而意志堅强,富於常識,而遇事果斷,訓兒女以義方,不爲姑息。兒曹七八人,幼而躬自授讀,稍長選擇學校,稽督課業,皆夫人任之,啟超未嘗過問也。幼弟妹三人,各以十齡内外依夫人就學,夫人所以調護教督之者無不至。……至其平日操持内政,條理整肅,使啟超不以家事撄心,得專其力於所當務,又不俟言也。嗚呼!天祐不終,奪我良伴,何其速耶,何其酷耶!”這樣一位能幹賢淑的内助的棄世,即可見任公的哀痛之深了。喪事之後,思成、思永赴美,他自己也病倒了。他在當年12月3日爲北京《晨報》紀念增刊所寫的《苦痛中的小玩意兒》一文裏,自述這年的苦痛情形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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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書文字所用之文獻,多取自清初別集;鋪叙論述,大皆圍繞當時之遺民與贰臣間之交游。兹輯成集,用便就正於海內外之方家。憶余三十年前訪書滬上,於范祥雍先生齋頭得見曹溶(秋岳、倦圃。1613-1685)《靜惕堂詩集》(雍正三年刊本)。曹秋岳於順、康間,以朱明之舊臣,累膺地方大吏,南起百越,西北至雲中,名列《贰臣傳》。《靜惕堂詩集》乃余久欲得讀之書。當日蒙范先生允假歸客舍,窮旬日之力,翻讀曹集,然後知秋岳於康熙改元至二十四年(1662-1685)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