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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社会行为的状况也是判断政治文明类型的标准之一。当一种政治文明属于较高类型的政治文明时,它必然会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途径为人的社会行为提供正确的引导,会支持和鼓励那些有益于社会生活健全和社会合作体系的确立的道德行为。如果一种政治文明做不到这一点,那还是属于较低级的政治文明类型。对道德行为的鼓励可以通过授予其主体荣誉的方式来实现。但是,一切鼓励人的道德行为的措施都应当是制度化的,而不是随意性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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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治国:对合法性的超越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张康之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1-6
合法性问题是由韦伯首次作出了系统研究的 ,而且韦伯的这个理论对 2 0世纪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影响极大 ,特别是在政治学领域中 ,几乎所有的知名学者都努力根据合法性理论来分析现实政治并提出政治合法化的建言。哈贝马斯在合法性问题上是以反韦伯传统而著名的 ,他提出了揭示合法性的价值内涵的问题。我国近年来 ,也有着许多关于合法性问题的议论。但是 ,合法性的问题仅仅是与剥削阶级的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而言 ,不是一个如何谋求合法性的问题 ,而是应当超越合法性概念的理论思路 ,走以德治国这样一条反映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根本性质的道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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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总的说来可以分为两大流派,即科学主义派和人道主义派。本文无意于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加以考察,而仅限于人道主义派的范围内讨论其实践观。自卢卡奇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厦就是奠立在实践范畴之上的。因此,全面分析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基本观点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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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府的非管理化——关于“新公共管理”的趋势预测 总被引：42，自引：0，他引：42
人类已经发明过两种行政管理模式,一种是统治行政,另一种是管理行政。统治行政是传统等级社会中的行政管理模式,管理行政产生于近代社会,并在本世纪最终确立起来。2 0世纪 7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表明一种新的行政模式的出现,即 新公共管理",它的变革意义在于政府的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在哲学的意义上,新公共管理在主体与客体、权力与服务、效率与成本、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等许多方面实现了中心与边缘的位移,并力图从根本上解决管理行政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的矛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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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工具,而政策的来源又可以追溯到政策问题的建构权。中世纪后期,政策问题建构权进入了一个持续扩大的进程中,随着平民代表进入议会,打破了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封闭性,此后又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而使政策问题建构权逐步地向更广泛的阶层开放。到了近代,随着普选权的确立,政策问题建构权也在理论上得到了确证。但是,在代议制框架中,普选权的实现所带来的结果则是治理精英的出现,公众把他们选举出来的时候,也就把自己的政策问题建构权交给了这些治理精英,这又致使政策问题建构权出现了异化。在公众丧失了实质性的政策问题建构权后,存在于社会发展中的那些真正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又往往无法进入政策议程,而治理精英则可以通过政党以及借助于舆论等各种各样的手段把那些与公众利益无关的事项作为政策问题而加以重新建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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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去实现公正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一部人类历史也就是追求社会公正的历史。但是,社会公正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无论是在农业社会的等级制条件下,还是在近代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化的条件下,都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以至于思想家们往往是在起点公正、结果公正这些问题上进行繁琐的探讨。其实,社会公正的实质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它的实现需要在利益关系的变动中进行。当前,人类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这是一种全新的利益关系形成的过程,这种利益关系将以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生成社会合作体系和实现社会公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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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之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1-10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个"脱域化"的过程,人们打破了地域界限而流动了起来,走出了熟人社会而进入陌生人社会。但是,工业社会在地域边界消失的地方确立起了领域界限,整个社会分化成许许多多不同的领域,其中,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是三个最为基本的领域,社会治理也是建立在领域分化的基础之上。不过,从西方理论来看,学者们仅仅看到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差别,却忽视了日常生活领域,因而,社会治理并不能完全适应这个社会的要求,而是处处都表现出了矛盾和冲突。20世纪的一些思想家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希望提出新的方案,比如,哈贝马斯就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抽象出了一个"生活世界",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去探讨完善社会治理的方案,但都不成功。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建立在领域分化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丧失合理性,一种领域融合的趋势正在呼唤合作治理。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