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博弈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16,(9)

民意自古以来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律的运行,被认为是评定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双重标尺。在罪刑法定的刑法基调下,民意在司法运行中陷入了困境,这一切主要是源于我国所构建的封闭的刑法理论体系。鉴于司法机关传统的"独白式"刑法解释论,民意的理性引导和适当的介入便显得尤为重要。  相似文献   

审判中心视野下印证模式完善刍议——结合刑事错案分析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4):110-115

厘清印证模式与印证标准关系,扩展印证模式研究范围。通过解析刑事错案如何生成,深层次探究印证模式失灵原因,侦查机关封闭的取证方式,公检法相互协作关系,单一证据来源渠道,未明确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关系,可见印证标准只是错案形成的外因,不正当的程序设计(印证模式)才是内因。最后提出,强化律师在侦查环节权利,削弱侦查权并实现淡化三机关相互配合关系,完善证据规则与庭审实质化的完善措施。  相似文献   

我国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难”现状评析     

徐莹颖 《职业圈》2010,(27):187-188

证人出庭作证，接受询问，是确保程序公正。法院查明案件真相所必不可少的一环。尽管我国法律也作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但是证人出庭难、出庭率低，是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相似文献   

规范分析视野下监察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研究     

林艺芳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42-49

《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允许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在证据种类方面的一致性以及在取证程序方面的基本统一性亦为二者的转化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但《监察法》的上述规定未区分可予转化与不可转化的证据类型,也未明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审查要求,使得证据转化成为现实难题。为此,我国立法应当进一步根据证据类型区分可予转化与不可转化的监察证据范围,并从外在形式、事实层面和合法性等方面明确监察证据进入刑事诉讼应适用的审查机制。  相似文献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与我国刑法再法典化     

姜涛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71-84

刑法再法典化是多重因素决定的重大立法活动,既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又是一个政治抉择问题。刑法再法典化必须以服务和引导我国司法实践走向公平正义为目标,并体现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作为新时代犯罪治理转型的产物,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从宽”的体现,这一新型刑事司法政策具有强调犯罪人的前置性社会复归,实行刑罚犹豫制度等刑事法治要义。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取向是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包括立法的谦虚与司法的谦抑两个维度。我国刑法再法典化必须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以刑法的谦抑性为观念基础,这不仅要求修正刑法中的“但书条款”,而且要严格限定轻罪的增设,同时,还要推行前科消灭制度,并对缓刑优先适用。  相似文献   

刍议公安高等教育刑事技术专业CDIO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崔岚杨敏李震  李泰山 《考试周刊》2014,(16):4-4

公安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探索刑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公安高等教育刑事技术专业,CDIO实践教学模式改革需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模式构建等进行了探讨。  相似文献   

中国-东盟关于抗制国际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合作研究     

蒋巍 《河池学院学报》2014,(1):108-112

国际有组织犯罪具有“混合”和“联合”的特征,其危害范围和程度远超出单个国家。中国-东盟刑事合作不仅是有力追击和抗制国际有组织犯罪的需要,也是促进双边合作和经贸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和东盟所建立的打击国际有组织犯罪的多边协商机制尚未涉及具体的议题,且缺乏法律效力,降低了打击国际有组织犯罪的有效性。未来中国和东盟应进一步加强合作,积极建立区域机构和区域统一逮捕令,加强刑事执法人员的技术培训合作,切实预防和惩治国际有组织犯罪。  相似文献   

再议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以刑法不得已原则为视角     

梅象华  李辉  刘鉴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2)

"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是否能用刑法来规制,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刑法不得已原则基于刑法最后性,逻辑上刑法调整对象为公民个人基本人权与全体公民基本人权之间的冲突关系。刑事立法将某种行为纳入犯罪应当审慎,只能是为全体公民基本人权而迫不得已牺牲公民个人基本人权。基于刑法不得已原则,"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行为不宜成为犯罪。  相似文献   

新刑事诉讼法排除合理怀疑规定评述     

张婧  杨春洪 《宜宾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3):64-70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证明标准做出了调整,将“排除合理怀疑”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是我国对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取得的巨大进步。排除合理怀疑的做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早就存在,只是本次刑诉法修改才将其纳入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我国证明标准下的“排除合理怀疑”应该有不同于英美的中国式解读,对于其在我国适用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应在我国法律框架下提出解决方案。  相似文献   

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困境与变革     

霍文良 《保定学院学报》2014,(6)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的诉讼监督权,但规定过于原则,大多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主要以刑事抗诉为主,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抗诉模式的监督对司法活动的影响不大、监督作用不明。应当明确刑事审判监督的目的和界限,完善监督保障机制。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