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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纵向看,中国基础教育事业需要区分教育、管理、行政、政治四者的层级,并在分层系统中给予教师、校长、局长、部长应有的尊重。从横向来看,重整教育事业的评价体系,需要还原四种被评价主体的自主性,让他们真正处于自己应有的话语体系之中,教师负责教书育人,校长负责学校管理,政府负责教育行政,国家负责意识形态。如何从深度嵌入到国家和社会之中的教育事业自身的内在本质和结构特征入手来重整分层和自主的教育评价的纵横逻辑,需要回归到"好的教育"应该指向的"美好生活"和"美好社会"两个根本的政治哲学的问题,教育评价也应当以此为自身最本质的内在质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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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的时代。有不少人相信并担心,人类用智慧所创造的智能,已让人类自身逐步陷入机器的控制。大数据掌控了人类的行动轨迹,算法和程序成为人类的重要生存工具,人终将被智能机器裹挟着前行。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持人的独立性,如何摆正人与机器的关系,不使人被新工具所奴役,这是人类在这个时代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教育的重要命题。
“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类漫长的发展史揭示了人类进步的核心。人的适应性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适应性的本质是协调与抗争,是一种置身于客体的主体创造。改变环境的过程,就是人的活动过程,并由此也改变了人自身。在这个过程中,人必定改变并重构各种关系,包括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工具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等。人类的适应性,外显为人类顽强的征服力和改造力,这种独特的能力帮助人类自身不断强大,但也由此导致了某种错觉,即人拥有作用于一切客体的征服性,人能改变或建设所有的关系——这种错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教育的理解,“为了未来而准备”让很多人期望通过教育获得这种能力。事实上,人类真正的适应性是一种作用于自我的征服和斗争,所有的创新和发展,都是人类认知与经验的自我突破。人的创造,以物质或非物质形态的成果,开启着自我保护和自我建设的机制,这种机制极大促进了人类的适应、发展、扩张,构成了人类的文明。对教育而言,不仅要传承和学习这些保护机制与文明成果,更多地还要让学习者反思人类在此过程中的代价和教训,尤其是作为社会人的责任。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那他就只能在社会中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教育是人类社会可以创设模拟环境的实践活动。因此,教育的使命并不在于教给人们掌握应对的技能与方法,更不是教给人们记住某种知识体系的概念,人工智能终究会打破人类的局限,重新设置人类知识的储存、接受方式。当人类摆脱了传统的学习内容和方式时,教育应表现出怎样的存在意义?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地要把关注的重点从个体的能力转向整体的价值,凸显人类的独立性与价值性。
人工智能是人类进步的产物,将深刻改变未来社会的生产力要素。但作为一种人类的延伸功能,人工智能将导致个体人的极大分化。个体人的适应性不同,差异会逐步加大,如果人工智能使个体人的能力逐步弱化,这将是人类社会的退步。教育应该激发个体人的不同潜力,让人而不是智能机器成为支持社会多样性的基础。教育要实现人的个体关怀,让人成为社会的主人。约瑟夫·奥恩提出“防范机器人(robot-proof)”教育,就是指培养我们人类的独特性。
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必定支持多样性的存在,但人类终究是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的社会,教育要引导人们构建一致性的共同价值。当前人类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建立仁爱、友善、公正、互助等价值观。这不仅是主体间的要求,也是主客体间的要求。随着人类创设的环境发生变化,人类面临的考验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对人类而言,很多问题没有地域与种族的界限,是人类的共同问题。技术可以多种,制度可以多样,文化可以多元,但人性立场应该一致。在由人类和技术引发的高风险社会,教育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关注对人的研究,让每一个身处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都能秉持健全的立场、科学的精神与独立的人格,成为真正的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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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作为大学生从学校向社会过渡的桥梁,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持续刷新的“史上最难就业季”不断地在提醒着我们就业市场中严峻的现实挑战。然而,挑战不止于此,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大量重复性的劳动势必被人工智能以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所替代,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替代效应给本就紧绷的就业市场增加了更多的潜在压力。未来将至,作为人才培养重镇的高校、作为未来劳动力市场重要群体的大学生,面对接踵而至的就业挑战,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又该如何做好准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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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曾国藩因办理天津洋务棘手,深感人才奇缺,上奏清廷主张选送聪颖子弟赴美“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培植人才。曾文正公薨逝于当年冬,容闳承其遗志,倾力筹办,一举开启了中国史上官费留学的新纪元。翌年夏末,三十名少年坐船横渡太平洋,一个多月后抵达旧金山,开始为国苦学。然而好景不长,派出四批一百二十名子弟后,翰林吴嘉善等守旧人士厌恶洋教洋习,赴美勘察后连翻上报,认为“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称“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不肯姑息,李鸿章亦感犹豫芥蒂,终使留美育才计划实施十年而夭折。
留美幼童被迫归国十多年后,清廷内外交困,衰势更甚,新旧之间,时移势易。张之洞频频奖劝游学,言“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四五年”“求师之难尤甚于筹费……唯有赴外国游学一法”(《劝学篇》)。他认为西洋不如东洋,日本最善,“传习易、经费省、回华速,较之学于欧洲各国者其经费可省三分之二,其学成及往返日期可速一倍”。据日本史料记载,1900至1921年中国年均有三千五百多人留学日本,其中不乏女性年均近百人。据梅贻琦和程其宝的调查,同时期留学美国的人数也从每年个位数增长到每年三四百人。
1904年,正在日本仙台留学的鲁迅给友人写信抱怨:“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则大劣……人哗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又谈及“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树人晏起,正与为仇。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寄居生活的委屈狼狈,学业功课的慌忙紧张跃然纸上,今天的留学生读来想必心领神会。
1910年夏,十九岁的胡适也要出国。他以拿手的考据在国文科博得满分,再加上英文的六十分和科学、西洋史临时抱佛脚得来的成绩,列第五十五名险获第二批庚子赔款留美名额。赴美两年后,年轻气盛的胡适撰长文痛陈留学四弊: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非留学篇》)。他并非反对留学,要批评的是国人不能以留学、获得外国认可为目的发展教育。他观察到当时的留学生一边对外国学术只求“苟且速成”,另一边又“昧于祖国文字学术,无法使输入之文明,有所依归而同化”。“留学之目的,在于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吾国一日未出过渡之时代,则留学一日不可废。”最终立论:“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
每一代有每一代的留学故事,今日中国取得的经济、科技、国防、文教领域的现代化进步离不开一代代海归学子的贡献。从忧愤挫败的容闳,到欲挽狂澜于既倒的张之洞,从赴日学医困顿彷徨的鲁迅,到誓言以留学终结留学的胡适,他们都意识到中国文明与文化必须彻底新生,而这个过程不得不借力西洋。留学者,既要虚心开放向外求教,也不能忘却出洋初心。
百年过去,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留学消费大国。2019年留学人数超七十万,其中公派占一成,自费占九成,许多家庭为子女留学耗费十万百万不在话下。低龄留学、本科留学,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而言意味着什么?经济发展所积累的大笔财富并未注入本国的教育建设事业,国内教育供给所欠缺的究竟是什么?然而,在今年的重大疫情以及国际局势影响下,留学他乡的潜在风险骤然兑现,留学数据可能出现历史性拐点。随着研究生留学局面的变化,学生会带着怎样的愿景与觉悟去留学?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定位应如何调节?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留学事业正在迈进新纪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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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业表现变化过程的考察指向本科教育质量这个目前被广泛关注的议题。以大学生投入理论为指导,使用教育部直属X大学的学生学业记录和跟踪调研数据,考察学生学业表现进步和退步的过程。对学生大一、大二、大三学业表现进行了聚类分析,从而将学生分为五类——持续优秀、中上等进步、中上等退步、中下等进步、持续差等。学业进步的学生大二到大三持续投入,并没有避免挑战性课程;学业退步的学生从大二开始松懈,相对回避挑战性课程,深度学习相对不足。学生大学期间对作业的态度是影响学生学业表现变化的核心因素。农村学生虽然更可能持续差等,却也更可能取得学业进步;这些学生虽然面临家庭背景劣势和学习方法不当的压力,却依然实现了学业进步。研究结果不仅对重点大学进行过程性学业支持提供了实证依据,也对基于学业表现变化进行过程性评价,并以此激励弱势学生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