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史视野下的“君子和而不同”之道     

史应勇 《中国典籍与文化》2022,(4):120-127

古圣先贤留下的那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君子和而不同”,究竟该如何理解?在经学史视野下追本溯源地清理历代经师对于这句古训的诠释,可以发现,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就认识到,“和”必须以存“异”为前提,这一点非常重要,它甚至关乎天下兴亡。这既是人道,也是天道。自从何晏、皇侃开启了“心和”之训,中国人似乎开始淡化那种在相异中求和的基本精神,但还是保留了“任道”这一重要前提,即在“任道”的前提下求“和”。宋代经学家能够认识到“任道”的重要性,但不能认识到“任道”与“心和”其实常常会两难,因此在经学诠释中并没有解决好如何实现“君子和而不同”的问题,甚至每每呈现自欺欺人的样貌。只有如宋代的苏辙和明代的黄洪宪等人,虽然离开经学文本,却对“君子和而不同”有着难能可贵的解说,这样的解说与阐发,在中国的思想史上非常值得重视,但它如何在社会现实中落实,仍然需要历代中国人的努力。  相似文献   

三棱镜中的中西文化交流──评《“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     

黄升任  史应勇 《中国图书评论》1999,(11)

“中国礼仪之争”是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自明末天主教人华传教不久,中西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制问题,即“祭天地”、“祭祖”和“把扎”等儒家传统是否与天主教教义相违背的各种争论,便出现在中西教会内部,后又扩展到罗马教廷和清康熙帝之间,并在18世纪的欧洲和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长期以来,“礼仪之争”一直是欧洲中国文化研究的传统课题,有关这方面的文献汇编和论著论文相当繁富,近年更涌现出一批学术水平很高的成果。比较而言,国内的研究则显得十分薄弱,大体仍停留在资料整理和海外…  相似文献   

《诗经》的诠释学思考——以“郑王之争”为主要关注点     

史应勇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46-150

在两千多年的《诗经》诠释史上,文学的视角从未成为主流,政治教化、道德教化、历史训诫的角度才是主流。郑玄与王肃两位《诗经》诠释大家也以这样的视角诠释《诗经》。王肃自幼习郑学,然成年以后,却越来越觉得郑玄的《诗经》解释在在都有问题,立志重新诠释《诗经》,取代郑玄的权威地位。郑、王均以"述先圣之元意"为职志,但所看到的"先圣之元意"却大不相同,这是经典诠释学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诗经》诠释中的"郑、王之争",是中国经典诠释史上的一个热点问题,清理这一热点问题,梳理历代《诗经》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取舍,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曲折演变历程。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