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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财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33(3):20-25
南宋乾、淳之际的浙东学者大多兼擅经史文章,他们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与朱熹等理学家相比显得平实,对文道关系的理解也较为通达,对南宋以来的重道轻文思想具有纠偏意义.吕祖谦认为文道二者并行不悖,意图统合程学之"道"和苏学之"文",但其思想显得博杂而欠通贯;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叶适则仰溯三代文道合一的精神,强调为文要有关治道,流露出浓厚的崇古和事功色彩,实与欧阳修、王安石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遥相承接.但是吕祖谦的伦理本位和叶适的事功本位思想,对"文"也造成了一定的疏离和损害:吕祖谦随着对道的领悟趋于深入,后期逐渐疏远了文章华藻.陈傅良、叶适宣扬以"治"为道的政治哲学,则表现出向"泛文学"的复归,虽然表面上提升了文的价值,但却使文学落入儒家功利思想的桎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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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财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7(3)
朱熹秉承程颐的为学之训,主张"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不但重视致知进学,也重视涵养本原,希图在求知和明善之间架设一道桥梁,合内外之道.相较而言,吕祖谦的心性之学和文史之学虽各有建树,但却不能通贯,而显得"支离",即吕氏泛滥诸家,却无益于身心的修养和性命之理的发明.为此,朱熹对吕祖谦博杂的文史之学多有规诫.吕祖谦多次满怀愧悔,向朱熹表示应向理学正道回归,并在后期疏远了文章华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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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财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8(5):62-66
惠洪倡导"文字禅",认为语言文字是接引习禅衲子的必要工具。作为临济传人,惠洪推崇临济义玄提出的"三玄三要",将其同禅门"活句"联系起来,并认为石头、曹洞、汾阳、云门这些宗派的门庭施设与临济"三玄三要"也是相通的,"活"是它们共同的精神。让句子"活"起来的关键是句中有"眼"。惠洪论禅论诗都常常拈出"句中眼",所追求的是通过字法、句法的安排而生发出无穷的韵味。他强调:"活句"还需"活参",只有活参才能引导学者见大道之全体。追求对"活句"的参悟,不难形成对"意"与"趣"的重视,即超越一般句法探讨之上的诗歌审美追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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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程颐都是北宋易学的著名代表人物。比较二人易学动静观,显示出理学和庄玄之学这两种解《周易》思路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程颐、苏轼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而苏轼的“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于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 相似文献
5.
郭庆财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7,29(2):53-57
惠洪和黄庭坚有两度交往,二人初识于南康,第二次则由于黄庭坚晚年遭贬,与惠洪遇于湘中,并有一月之谊。惠洪求名心切,曾伪造山谷赠己诗以张大声名,由此遭到后人的诟病。他与《江西诗社宗派图》中其他人亦多有交往,而诗、禅乃为他们交谊的纽带。 相似文献
6.
郭庆财 《太原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2007,25(1):34-38
文章从宇宙化生、性情、卦爻三方面对苏轼、程颐的《易》学动静观作了比较，揭示了理学和庄玄之学两种解《易》思想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苏、程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的，而苏轼的“静”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为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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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财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7,23(2):13-16
叶适论诗，主张“德艺兼成”，他将《诗经》作为“诗德”的典范，而以唐诗为“诗艺”的楷模。叶适所尊崇的《诗经》的“中和”风度和藉物寓意手法，可以作为诗歌的两个审美标准，而四灵以晚唐为法，这两方面的美学追求契合了叶适的诗学理想。但随着叶适晚年经世致用思想的成熟，他又倾向于将诗“德”作为比诗“艺”更高的诗学要求，故而对一味精求诗艺的四灵亦有所不满。 相似文献
8.
郭庆财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9,25(6)
冯梦龙的学问之途,历经了由"举子事业"向"圣贤事业"的转向.冯梦龙大半生都在为科举奔忙,其科举教育以<春秋>文法之学为中心,带有极强的功利色彩,体现了科举应试教育同儒学素质教育之间的尖锐矛盾.直到崇祯三年循资出贡,冯梦龙才摆脱科举的负赘,心灵得到解放,也为性命之学的发展留出了空间.冯梦龙的"克己复札"论便集中体现了其情理观,且与阳明、李贽具有一脉相承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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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程颐都是北宋易学的著名代表人物.比较二人易学动静观,显示出理学和庄玄之学这两种解《周易》思路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程颐、苏轼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而苏轼的"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于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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