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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振文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2(2):35-42
当代文学研究可以从文化研究对文化产品生产过程的个案式研究中借鉴可以利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注重对一件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以及生产过程不同阶段之间的接合进行研究。根据这种方法,《红岩》研究的一个目标就是详细挖掘和梳理小说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细节,井发现生产过程当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停顿和继续、断裂和“接合”,进而发现生产过程发生停顿和断裂的内在原因以及得以继续和“接合”的外部条件和偶然机缘。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红岩》生产的全部过程,也同样是由几个不同的中间有断裂的部分组成的,这几个部分的“接合”产生了生产过程的全部秘密或复杂性,让我们认识到即使是作为官方文学的“革命文学”的生产也并不是“必然的、注定的、绝对的和必需的”,而是由种种历史条件和偶然机遇的结合促成的。 相似文献
2.
钱振文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3(1):15-22
中国青年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主要出版目标为团的基础知识和青年修养读物。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红旗谱》、《红日》、《红岩》、《草原烽火》、《烈火金刚》、《风雷》、《创业史》等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品,这些作品曾被人们总结为＂三红＂、＂三红二火＂、＂三红一创＂。从对这些作品生产过程的仔细探究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时代,文学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和满足着人们的不同需求,因此,在不同的时代,文学作品的生产方式和生产主体也就是作者队伍也是很不相同的。具体地说,新中国成立后,写作成为和国家权力密切相关的一项集体事业,其主要任务是阐释和传达新的时代精神和国家意志,为人民群众生产和提供最有益的精神食粮,出版社成为完成这个生产任务的专业和主要机构。作为政权机关团中央的直属单位,中青社能够更方便和更深入地理解党和国家的政治需要,因而能够按照这种需要打造出最符合时代要求的经典作品。 相似文献
3.
钱振文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2):30-38
革命文学建立革命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表征手段是对革命的颠覆性异己因素——敌人的设置。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要求却也有微妙的区别,在一个时期“合理”的叙述到了另一个时期就可能变成很不合适甚至“反动”的叙述,这就需要对叙事策略进行不断的调整。《红岩》作者们在写作《红岩》之前曾经对他们亲身经历过的集中营生活进行了多次不同形式的写作,这些作品的主要叙事策略是对敌人的反面形象进行夸饰性的描写,并以此来推进革命力量对反动势力的仇恨和完成对残余反动势力的清剿。《红岩》前两次稿的写作仍然沿用了这个曾经很有效果的叙事方法,但是却接连经历了痛苦的失败。经过复杂的逻辑转换过程,《红岩》作者们终于找到了符合意识形态更高要求的叙述敌人的方法,这就是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逻辑改换成“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逻辑。对这一革命文学常用“公式”的自觉运用,使得《红岩》的第三次修改稿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相似文献
4.
钱振文 《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34-42
重庆解放之后,最初对重庆大屠杀事件进行写作的脱险志士并不是后来《红岩》创作团队中的罗广斌和刘德彬,而是任可风、钟林、王国源等更有写作基础和写作能力的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并不是会写作的人就能够写作。罗广斌和刘德彬的主要优势是政治上可靠,因此,有资格和机会进入机构和组织的活动领域,并对其他人的作品进行整理和编写。虽然是编写,但他们的“成果”可以通过组织的力量流播到全国的范围．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是编写．但罗广斌和刘德彬他们“严肃”的编辑过程却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和权力的运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材料”的渗透和改造。
通过对《红岩》作者在《红岩》写作之前“文学”活动的分析,可以看出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日后写出《红岩》并“成为作家”的机遇何在。 相似文献
5.
钱振文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4(3):36-44
1962年初《红岩》出版后,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63年5月13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的文章《创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略谈〈红岩〉的写作》。多少年来,这篇文章成为人们描述小说《红岩》写作过程的唯一根据。2005年7月24日,论文作者到四川成都采访了原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编剧胡元先生。作为《红岩》作者们的朋友,胡元先生在1956年曾经目睹了《红岩》第一稿的写作。他对《红岩》写作过程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很不相同的叙述,从中可以看出,解放后的＂业余作者＂和他们的＂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是官方历史叙述和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 相似文献
6.
钱振文 《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50-62
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时期，曾经是最红的小说《红岩》同样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和质疑，并在形形色色的“文革”小报上遭到否定性的“判决”。这种遭遇典型地表现了革命文学写作中的全部困难所在——革命文学的“合法性”是和作者团队以及作品中描写的正面人物的“合法性”捆绑在一起的。首先，革命文学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靠作者的红色身份和作者的现身说法，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这些作者很难保证持续保持原有的身份。一旦这些作者的政治身份发生问题，他们创造的文学作品必然连带遭到否定。革命文学写作的困难还在于，革命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在解放后，过去国共两党之间的党派斗争，很快就转换成了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对于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来说，把革命过程中的复杂性写出来．对权力机构来说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因此，对文学q-的革命历史就要进行某些装饰性的描写，但政治斗争或者说革命斗争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对革命的装饰随时有可能转变成为对某人的装饰．这就有为某人翻案的嫌疑，不管是作品中的人物原型，还是环绕在作品周围的写作团队，只要所涉及到的某个人物有了问题，作品就会受到牵连。因此，对革命文学的作者来说．谁都没有办法保证一部作品能够永远“政治上正确”，即使是像《红岩》这样“最红的小说”．也是一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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