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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小俊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6(3):4-6
国学大师陈寅恪生前曾呼吁编著文学编年史。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陈寅恪先生的这一期待,而今已成为现实。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曹道衡、刘跃进著《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刘跃进著《秦汉文学编年史》,相继出版问世。其他规模较小的断代或分体文学编年史,也偶有所见。而由陈文新主编的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2006年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则被学术界视为这一领域中最重要的建树,标志着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随着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与研究的兴盛,相关理论问题也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比如:编年体文学史何以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渐趋兴盛?与纪传体文学史相比,编年体文学史有何长处?又有何短处?在编年体文学史的撰写中,如何既关注细节又关注“古今之变”?编年体文学史的兴盛将给中国文学研究带来哪些变化?凡此种种,都耐人寻味而又引人注目。本次发表的三篇文章,就学术界关心的部分问题做了探讨,期待学界同仁参与讨论并不吝指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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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小俊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1,28(6):43-45
夏志清先生称祢衡"是那种‘垮掉的一代’的儒生",这与由祢衡的人生悲剧而得出的"戒骄戒躁""慎言慎行"之类的"现代启示"有相通之处。这一论断及相关"现代启示"对祢衡之狂的深意以及儒家的道统论缺乏"了解之同情",但同时亦渊源有自。综观历史评价,秉持与"家训体"或"通鉴体"相近的原则,对于祢衡其人其事,往往贬多于褒。而褒扬祢衡者,只要不是出于对曹操的成见,亦多立足于其反抗权贵、维护道统的立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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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小俊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11,(4):35-39
《红楼梦》极具哲学意味地深入了人的灵魂,而《三国演义》关注事功,离人的灵魂较远。但这两部大书绝非截然对立,“英雄情结”与“赤子之心”不无统一处。将两者对立起来的观点,其误在于把权谋和成败当作了《三国演义》的终极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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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小俊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1,(8):19-23,138
《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这是一个纷争已经的话题。其复杂性在于文本内涵与社会影响之间多有错位。当前关于《三国演义》"有毒"的论断,其"不见"在于对文本内涵的误读,而其"洞见"在于对可能存在的消极影响持有必要的警惕。对《三国演义》的还原理解和对消极影响的担忧,体现出历史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矛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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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录生卒年,常见的致误原因有误点句读、误读文意、误判代作、混淆传主等.为避免失误,考证生卒年应优先使用一次文献.参考亲友的生卒年、使用排除法,也是行之有效的考证方法.概而言之,需要以不同文献互相参证、辨析,而不能固守一家之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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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小俊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3)
才学小说“讲故事”,但又不仅仅“讲故事”,有时甚至“故事”让位于“学问”,其小说观念偏于“子部”传统.才学小说善于铺张写物,多用“透顶之法”,与赋体文学颇为接近.才学小说的表现手法,与乾嘉汉学的两个路径遥相呼应.以学术的思路写通俗小说,不失为一种别致的创新途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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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小俊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25(6):3-4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是王瑶等学者所强调的,一种是董乃斌等学者所强调的。王瑶先生对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给予热情洋溢的肯定,他从著述方式和研究对象的选择等方面描述了现代学者的成就。就研究对象的选择而言,"小说、戏曲等在封建社会没有地位,研究的人很少",至现代,我们才有了第一本戏曲史专著即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第一本小说史专著即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著述方式而言,"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陈平原《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与王瑶先生的视角有所不同,董乃斌先生则较多强调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他认为:20世纪的趋势是"西方纯文学观影响日大,文学的范围日益集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文体,这种文学观对一般中国文学史著作的面貌有很明显的影响。但现已发现,要讲清楚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不能不顾及中国古人的文学观,不能不注重文学观念在历史中的变迁,不能简单地用今人文学观去裁剪史料(说严重些,是削足适履)。"(董乃斌《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中的这种状况,无论是将其定性为"现代化",还是描述为"削足适履",所显示的是同一个事实:如何准确地辨别或呈现中国文学的历史面目,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古典小说名著的现代误读,由于它不仅在学界也在民间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后果,问题尤大。沿着上面的思路来看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研究状况,我们发现,层出不穷的现代误读亟待清理并需要从学理的层面加以批评和引导。我们的基本立场是:立足于"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反对简单地用"现代性"或现代价值尺度去裁断古人或古人的作品。本期发表的三篇短文,从不同层面讨论了对《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的误读,并明确表达了对一种理想的阐释境界的期待。我们不敢自以为是,目的仅在于抛砖引玉,以引起学界对误读现象的关注,并企盼诸位同道积极参与清理误读的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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