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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检秋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100-111
明清鼎革之后,民间学者在学术反思中逐渐由王学转重程、朱。清初一些官员在从学、交游中汲取了民间理学,并传衍于清廷内外;魏裔介、熊赐履等人在奏疏、经筵和日讲中引导了康熙帝的儒学走向,使之独尊程、朱,彰明道统,清廷文治遂由泛泛“崇儒”转向明确“重道”;清初理学人物大体都讲求躬行实践和“居敬穷理”,但康熙帝对其诠释仍侧重于“治道”,并凸显了道学的“忠诚”内涵。故清廷的崇儒重道本质上仍是文治策略而非学术信仰,且康熙中期以后治统完全兼并了道统。清廷在转向“重道”及治道合统的过程中体现了对民间学术的认同及二者道统观的歧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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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整理国故”所蕴含的存疑与平等意识,明显地汲取了五四民主精神;“整理国故”所采用的实证主义方法,体现了五四的科学精神;“整理国故”与“文学革命”有机互动,深化了“文学革命”的内涵;“整理国故”的思想主旨是创造新文化;“整理国故”虽有偏差,但其本质与主流同五四新文化是一致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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