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我国古代早期的公务文书,是和史官的记言记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史官笔下,它们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而留传下来,给后世提供了珍贵的可资借鉴的范例。 我国史官建制甚早,据《礼记·玉藻》载,周制·王朝及诸侯各国均设有史官,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周代天子的行动言谈都有史官为之记录,“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这大概是继承的殷商旧制而有所损益,但殷商史官的设置和记史情况已无史可鉴,只能从考古的发现中见其一斑。 根据考古发现,已知,我国原始的公务文书正是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卜辞是殷代王室特设的卜官灼刻在龟的腹甲或牛的胛骨上的占卜记录。商代的统治者们,依靠占卜预知吉凶、决定行止,因而它的记录几乎完全是当时的国事档案。殷代的卜官同时也就是史官,所有的资料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把档案编排有序地保存起来,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现已发现的卜辞,其内容多是有关田猎、祭告、征伐等王室活动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不乏作为公务文书雏型的国家文告,如罗振玉《殷墟书契菁华》的载武丁时期的一则卜辞:“癸已卜,（青殳）贞:旬亡（囗卜）（祸）。王（囗占）（点）曰:（屮一）（有）（父布）（崇）,其（屮一）（有）耒（艰）。乞（迄）至五日,丁酉,允（屮一）（有）耒（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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