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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地位 以及战后世界组织中的国际科学合作
引用本文:李约瑟.科学的地位 以及战后世界组织中的国际科学合作[J].科学文化评论,2018(1).
作者姓名:李约瑟
作者单位:英国剑桥大学
摘    要:随着二战接近尾声,战后科学国际合作问题引起了各国科学家的思考。1943—1946年受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派遣来华的李约瑟通过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的经验,认识到创建新型国际科学合作机制的必要性,同时重视科学、教育和文化的相互关系。为呼吁成立战后国际科学组织,李约瑟于1944年7月、12月和1945年4月连续撰写了三个备忘录。第一个备忘录收录在《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中(1),明确建议"一个国际科学合作机构应当由联合国在战后建立起来",并对其职能进行了说明。第二个备忘录比较简短,分析了国际科技交流的不同方式,认为应当结合和平时期和战时两种科学组织形式的优势,建立新型的国际科学合作机构,并承担主要的功能(2)。完稿于重庆的第三个备忘录(3)最为全面深入。当时正值国际上酝酿建立联合国教育与文化组织的关键时期,李约瑟以中英科学合作馆(British Scientific Mission in China)馆长的身份与科学界一起呼吁,"科学"应以平等的身份加入该组织,并在名称中体现。这篇备忘录也在华盛顿和伦敦广为散发,为教科文组织的最终成型起到重要作用。在这个备忘录中,李约瑟的视线超越欧美等科学中心,认为在"光明区域"之外更为广袤的地区,需要国际科学伸出援助之手。而这是其它科学组织所做不到的。1945年11月6日,伦敦的联合国会议上终于采纳了"UNESCO"的名称。1946年3月,李约瑟赴巴黎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Division of Natural Science)的副主任。以李约瑟、贝尔纳、霍尔丹、克劳瑟为代表的剑桥左派科学家,他们不只是钻研科学,而且积极关注科学在社会中的应用,是英国和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他们都重视科技史的研究,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史不仅要解释科学,更要改造科学。李约瑟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卸任后,很快投入到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中。李约瑟在科学的国际合作与历史研究两方面的工作,实际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刘晓、王洋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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