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南音初探》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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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本文： | 蔡曙鹏.《新加坡南音初探》序[J].文化遗产,2010(3):1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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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姓名： | 蔡曙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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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 | 新加坡戏曲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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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音乐是人类智慧的创造。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音乐体系,做为有效的表达情感的形式,牵动族群的心灵世界。在录音的器材面世之前,音乐的传播必须通过人的传唱或演奏,才能代代相传。音乐的群体性也使它成为族群文化认同的符号。在历史上,人们不论是跋涉千里远渡重洋,还是移居到国内其他地区,总是会在新的环境里,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传统。百多年前,当日本人移居到遥远的南美洲,不忘把太鼓、三味弦、尺八、十三弦筝、琵琶带到巴西、秘鲁等国。早在十九世纪末,每逢重要节日总有各有专长的民族乐手们在大众广场登场亮相。到了八十年代后,甚至有些移民的后代,在巴西制作自己的民族乐器。今日的圣保罗,有数个规模不小的日本雅乐乐团定期公演不同流派的管弦、舞乐、筝曲和尺八曲。乐曲演奏或清越澄澈、或雄劲厚重,或苍淳凄婉,不但有日本移民观众,也吸引不同民族的音乐爱好者。美国学者奥尔森(Dale Olsen)在他的《菊花与歌》中对日本移民如何以民族音乐呼唤集体记忆、重建文化认同有精彩的描述。英国民族音乐学泰斗布莱金(John Blacking)也多次在他的著作中提到,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一个社会群体在特定环境中建立起来的。作为一种集体记忆与经历,有一种无形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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