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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阳罗尼经》刻本，中国学者潘吉星、李致忠等先生已著文论证”，它是中国武则天时代于东都（当时称作“神都”）洛阳刻印的经卷。他们都指出，这部经译于公元7O0～701年，译出不久即刊行于世。潘文强调，这部经不是中国最早的印刷品；李文则从“削罪延寿”之功能出发，论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合为则天皇帝“祛病延年”而译刻。潘、李二文资料赅备，兹不赘述。今就两先生所未论及者略补一二，以求正于海内外专家。一、证以经文内容和辽朝章圣皇太后故事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刻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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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有为“盗经”到《影印宋碛砂藏经》的出版,使人们看到流传800多年《碛砂藏》的真实存在。《碛砂藏》全称《平江府碛砂延圣院新雕藏经律论》,因刻经地得名,是南宋私人刻印的四大藏经之一,汇集两晋至南宋佛藏经书1521种6362卷,国内外几家藏书单位均非全帙。将辽宁省图书馆所藏360个经册（含残册）169种372卷（含残卷）鉴定为同一部《碛砂藏》经卷,将其中具有详实版本信息的37个经卷列入表内,其余335个经卷鉴定刻经时间和刻经地,得出辽宁省图书馆藏《碛砂藏》版本为南宋元刻元明补刻递修明永乐杭州朱家经坊印本,与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第02965号著录“南宋刻元补明递修明永乐杭州朱家经坊印本”有异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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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的产生,曾受到中国石窟造像活动的启发和影响;印刷术的发展,逐渐取代了石窟造像之功德活动.中国佛教石窟造像题记启发了初期雕版形式,中国佛教石窟造像之衰退,正与印刷术的发展完全同步.龙门石窟北朝刻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洛州灵岩寺沙门僧祭造石像记>是法藏刻<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父本".武则天当皇后,政治中心东迁洛阳,龙门石窟在初唐出现造像高潮.这是法藏刻经取法龙门石刻格式的缘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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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参考》2017,(2)
初审意见(节选)
一、稿件总评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一书,清阮元撰.阮元生于文武兼治之仕宦世家,家资殷丰,颇有书藏,父母皆通诗书,家学渊源;本人师从戴震,为徽派朴学之重镇巨擘,乾隆进士,历任高官,在儒生中颇有号召力.阮主政江西于南昌府学所刻《十三经注疏》今为《十三经》通行经典刻本,然此次刻经源起实为其更早一次学术活动,即始于嘉庆六年的校经活动.有感于当时通行之毛本经书错舛流沿,阮元以其与自藏善本对校,成《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一书,刻印于文选楼.今通行本《十三经注疏》所附《校勘记》多以此为祖本,抄写过程中,难免益误.今对文选楼本《校勘记》进行校点整理,并与南昌府学《注疏》所附《校勘记》进行对校,单独出版,实有益学者,也是对《校勘记》这部校勘学集大成之作的首次校点整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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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法珍(女)生卒不详。金代著名刻书家。山西潞州(今山省长治)人。崔法珍为表对佛门虔诚,决志刻经,竟毅然断去一只臂,以表其心,逐感动佛门和庶民,以解州(今山西运城)和潞州为中心,动员民力遍及十余县。首先由河津县第四都西姆村刻《大般若波罗密经》、从金代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开始,至金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刻成,长达三十年,全藏应为七千卷,现存五千九百卷。全藏囊括了宋以上各朝各代的佛教翻译家、高僧们的诸多佛典译著,其藏内有著名的《西域记》三部十七卷。此佛经为我国最完备的大藏经,摄收弘博,甄选精细,雕刻精良,是目前世界上收罗最完备的佛家经典稀世珍本,誉称我国瑰宝。因此藏于山西赵城广胜寺,故名《赵城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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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贾昌朝所撰<群经音辨>是一部专释群经之中同形异音异义词的音义兼注著作,对读经颇有指导价值,至今仍流传不废.自仁宗康定二年旨准颁行后,在宋代便刊刻三次.至清,又有康熙中张士俊泽存堂刻本、咸丰四年伍崇曜粤雅堂刻本、光绪五年王灏谦德堂刻畿辅本、光绪中蒋风藻刻铁华馆本.通过比勘互校,发现它们各有千秋,本文拟对这几个刻本逐一进行考察,旨在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对<群经音辨>作深入研究提供一份基础性资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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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学刊》1993,(3)
安春根先生是韩国著名出版家、学者,创立韩国出版学会,井任首届会长。1991年改任名誉会长。他著作甚多,并在大学任兼职教授。生前与日本出版学会积极联合筹办出版国际论坛年会,卓有成效。在中韩两国建交以前,1990年,他曾和韩国出版学会会长尹炯斗先生一起专程来沪盛情邀请赵斌先生和我于1991年出席在汉城召开的第五届出版国际年会。他送了我一本新出版的《古书研究》第七号,这是他担任顾问的韩国古书研究会主办的期刊。内有他写的《新罗时代印刷出版问题》一文。原来,1989年我在出席东京出版国际会议期间,曾向他请教一个问题:即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內发现《陀罗尼经咒》的印刷覆代问题,据专家考订是公元704—751(新罗圣德王三年—景德五十年),那末比敦煌莫高窟发现的868年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早一百几十年,成为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制品。我问他个人的看法,他用谨慎的口吻回答了我的问題。《古书研究》送我,大概是对我一年前提问的郑重的书面答复,衷心很为感动。1991年汉城的出版国际会议我终于未能成行,没有能同朋友们再次见面,丧失一次学习的机会。可是,1992年春节前,我接到他一封从汉城寄来的热情洋溢的祝贺信,那是他收到我与人合著《中国出版史》一书后的来信。在和安春根先生不多的接触中,他对中韩两国出版友人之间的真挚感情,他对出版事业以及学术研究的严肃态度,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本刊发表安春根先生生前为《杂志出版论》的中文版的序言和我国著名编辑家戴文葆先生的悼念文章,表示我们对安春根先生的深切的怀念! 一九九三年五月于上海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