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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正在成为家庭、学校、同侪和大众媒体等传统政治社会化动因外的又一崭新机构。本文通过分析来自16-25岁青少年的在线和线下问卷调查数据（N=800）,集中探讨了社交媒体环境下的偶然性新闻接触与公共参与之间的关系及二者发生关联的心理机制。本文显示,偶然接触社交媒体新闻不仅有望直接提升青少年的政治兴趣、知识水平、意见表达频率和社会参与程度,还可能以政治兴趣为中介间接影响意见表达和社会参与实践,这一中介过程或可进一步受到个体内部政治效能的有限调节。基于以上结果,本文围绕社交媒体场景下,偶然性新闻接触之于青少年的政治心理和实践以及更广泛的政治社会化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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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两个概念下对社交媒体的界定,以及“社会性”“媒体性”两个要素下对社会媒体的界定,都使得“Social Media”在概念无法统一的基础之上更面临范围模糊的困境.在原有的界定规则无法满足社交媒体范围划分的情况下,寻找新的规则对社交媒体进行重新界定显得尤为重要.将“社交”属性由外在的互动形式转向个体社会关系的建立,并将建立的基础看作是个体之间价值共识的达成,成为社交媒体界定的新思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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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正在重塑社会政治形态,个体或群体通过社交媒体介入到社会和政治事务,对社会价值观念形成、政治形态重构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结合台湾"九合一"选举及"地区领导人选举"选情,发现台湾青年作为近年台湾社会运动和政治选举的重要推动者和参与者,其媒介接触行为与政治认知、资讯获取与行动决策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并对台湾政局演变及两岸关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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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倡导的集体防疫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社交媒体作为公众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在建构风险感知、动员公众参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往的风险沟通研究多集中探讨个体层面的媒体使用、风险感知与防疫行为,缺乏对社会层面的观照;且多将社交媒体笼统考量,难以提出足够有针对性的沟通方案。有鉴于此,论文通过细分社交媒体、风险感知和防疫行为类型,构建了“心理动机-媒体使用-风险感知-防疫行为”模型,在梳理疫情期间公众社交媒体摇摆使用行为及其内在动因的基础上,检验其对个体与社会层面风险感知和防疫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监测、社交、回避等动机会促使公众摇摆使用内容导向型社交媒体和用户导向型社交媒体。从作用机制来看,内容导向型社交媒体可直接影响或间接通过风险感知推动个体采取自我保护行为,并且配合集体防疫行动;而用户导向型社交媒体仅可直接作用于集体防疫行动。另外,社会规范在内容导向型社交媒体使用对集体防疫行动的作用路径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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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智化背景下,社交媒体的运作逻辑带来公众新闻接触方式的分化,主动寻找新闻和偶然接触新闻成为两种日常化的媒体使用形态。基于2020—2022年间实施的全国性问卷调查及后续深度访谈,考察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主动和偶然新闻接触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结论表明,两种新闻接触方式都显著促进青少年的线下和线上政治参与,但偶然新闻接触的影响更大。社交媒体新闻接触还通过提升政治知识水平、激发政治讨论及二者之间的链式连接,促进青少年群体的政治参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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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时代背景下,微博等社交媒体成为网民自我呈现和政治参与的重要场域。本文构建了微博用户自我呈现与政治参与水平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微博用户的自我呈现影响其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能力显示、榜样示范和示弱求助三种自我呈现方式正向影响政治参与的广度;在政治参与的深度上,能力显示、榜样示范正向影响其政治认知的充分性,能力显示、榜样示范、示弱求助正向影响其政治表达的充分性。而逢迎讨好、威逼强迫两种自我呈现方式对政治参与的广度、政治参与的深度均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本文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给出了改善微博用户政治参与的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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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交媒体已成为公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诸如短视频、长图、直播等新型表现方式,直接提升了公民参与各类社会事务的能力,毋庸置疑社交媒体为公民进行社会参与带来了诸多方便,但不可忽视的另一事实是公民在社交媒体上社会参与程度并不深,存在较多棘手问题。笔者以孟晚舟事件为例,发现社交媒体时代公民社会参与深度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社会参与间歇化、社会参与重心偏离、社会参与目的不纯。社会参与不仅是社会治理的关键部分,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主要方法,社会参与水平已经成为检验社会发展活力的核心指数,因此充分发扬社交媒体的优势,提升公民社会参与的深度,是当下迫切需要重视的问题。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