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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將中國文化特性定義爲“心的文化”,并認爲“心的文化”乃是一種“形而中學”。其對“心的文化”與“形而中學”之獨特詮釋路徑,於新儒家群體中獨樹一幟。徐復觀高揚“心學”這一道德主體建構之路徑,對孟子、荀子、莊子及宋明心學之疏解極細密而深入,既出新解於陳編,又爲心學開生面。其强烈的現實取向,使其詮釋非虚無縹緲形而上的玄思,而是與現實社會共呼吸的的生命哲學。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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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明末清初的四書相關詮釋,已有多位研究者稱爲“新四書學”,并指出一般考察綜觀的特色,如良知主體性的突顯,儒佛融合的色彩,及自由解經的詮法。而綜觀總有例外。本文以目前較少被注意或討論的人物和材料,呈現晚明四書學在三教語境之下的得與失。文中尤以“以佛解儒”爲重心,説明其釋義之特徵,以逐步補足此期四書學研究的拼圖。本文概述三組對象,一是來斯行的《宗譚六種》,二是葉畫的《四書眼》,三是緇流的四書討論。來斯行以本來無一物之空義會通三教以爲四書作注、衍義,雖多妄附,但并非全無可觀之處。以夢頌數則,於用典中頗能見其轉義之趣。葉畫從於楊復所之後的《四書眼》,固用三教之義,然於解經處,率多就一章推至其極,使其罄無餘義,此法使其釋義多偏側而難以與全體血脉相調和。相對於前二例之恣意,僧人解經,反歸篤論,最重血脉。血脉本是文章家、宋明理學家論文論學的常法,朱、陸皆喜用此以精讀文章、示教啓後。唯若視爲“方法”,亦必有正邪巧拙精粗之别,而此期僧徒於此,確能精義入神。如道盛之論血脉,頗切文意,既正且巧,確是精讀書之人。智旭之論血脉,亦頗有卓見處。最重要的是,雖皆從文本詮釋立言,然其所謂血脉,却正是如何由閲讀啓發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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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9,(2)
現實的人性之外尚有超越層的人性,這超越的人性被視爲真正的人性,而且被視爲人的原初狀態,這是主流理學家常見的主張。但現實之人限於感性與智性的生命分化作用,必然會偏離本性,所以學者需要透過逆覺的過程以"復其初",這種"復性"的主張也是理學工夫論常見的主張。理學家這種人性論一方面提升了"人"這個概念的高度,但一方面也造成理念與現實的矛盾。理學的道體論可視爲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之外的第三系,道體論儒者,反對復性説,但也反對自然主義儒學去除超越性的主張。道體論儒者的代表人物有張載、方以智、王夫之,他們主張繼成的人性論,也可説是體用互涵的人性論。他們主張人性具有無限性的本體之義,但作爲本體的本心需要在時間中展現,也就是在"繼"的活動中增加新的内容以完成本心,它也需要在空間性的對偶性中增加他者性的内容以完成本心。繼成的人性論具矛盾性的自我統一的構造,它是理學人性論發展的高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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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20,(1)
就儒佛之辨而言,朱子與歐陽竟無可以作爲理學家闢佛與佛學家會通孔佛的兩個典範,代表完全不同的兩種立論旨趣。朱子視《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或道統聖學一脉相傳的經典依據,以衛道者的姿態判别異端與正統,以闢佛的方式吸收化解佛學義理;歐陽竟無視《中庸》爲系統性的孔學概論,特别選擇《中庸》而非《大學》作爲會通儒佛兩大思想傳統的橋梁,《中庸傳》的寫作反映出歐陽竟無晚年以佛解儒或援佛入儒的學術抱負。朱子通過對理氣概念的精微複雜的辨析最終完成了道學體系,使儒家的善惡之辨從個體之心性推擴到整個宇宙。《中庸傳》則是在認寂本體的原則下把已經廣泛流傳的程朱道學式解讀扭轉到佛學本體論思維中來。對朱子《中庸章句》與歐陽竟無《中庸傳》的互讀有助於理解近現代儒佛之辯的深層意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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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之學自胡安國以來,可繼承之傳統有二:一爲經史之學,一爲性理之學。經史之學方面,可注意之焦點有二:一在重祝經史之學之當代性;另一,則是於歷史成敗之探討中,着重分析决定歷史發展走向之歷史人物及其影響。至於性理之學方面,則可分述爲二:就哲學系統之建構言,安國之以"不起不滅"爲心之體,"方起方滅"爲心之用,"心"爲無所不有,謂"物物致察而能一貫"有三境,以及合"操存"與"省察"爲一;凡此諸項觀點,確實具有於程颢、程頤之外,另闢一徑之空間。其後胡宏於"生成"義,説"性"之遍在,而仍於"終極"義,釋"性"爲"有限"之論法;乃至主張一切"存有"之内部,皆内涵一特殊之具有形上意義之"存有因素",此一特珠而遍在之因素,與"氣"之形構條件結合,形塑爲"性"、"心"展現於氣化整體之成因,從而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之表述,皆是一種企圖於宇宙構成論與存有學方面,向前推進之努力。其發展,并非無成功之可能。而在義理學方面,由胡安國"心"之體、用説,落實爲合"操存"與"省察"爲一;此一路向,發展至胡宏,有"智"、"仁"合一之論,乃至"聖人執天之機,惇叙五典,庸秩五禮"之説,亦是一大推進。所難者,在於其所建立之"心""理"合一之論,由"識仁"始,即須有一"能觀"之位置;此點對於一般儒者而言,不易理解,亦不易掌握。以張栻之爲胡宏高弟而不免爲朱子所動摇,僅殘餘一種"體用論"之諍議;即是顯示此項困難。張栻之後,湖湘弟子有從陳傅良、戴溪游者,而如胡大時,且猶疑於朱子、陸九淵之間;以是於性理之義,其學無得而再傳,亦是實情。故就朱子而言,得吕祖謙、張栻之助,乃其成學之歷程中,屬於積極之因素;然張栻因朱子而受注意,湖湘理學之傳,却亦因朱子、張栻之講論而逐漸模糊化。理學之成系,以歷史發展之結果論,實亦仍止有程朱、陸王之形成對峙,真正具有"導引"之力。故就"理學"之嚴格義言,湖湘之學乃發源於胡安國,拓展於胡宏;其功不專在胡宏。而張栻之不足以繼承其脉,乃湖湘之學雖仍重視性理,却無法形成明確之"學派特質",僅能憑借"議題關注點"之特殊走向,發展成爲地域性學風之原因。唯若就"儒學"之寬泛義而言,則湖湘之經、史,乃至其重視"性理"之觀點,歷元迄明,其風習不少衰,不僅支脉分衍各有傳承,其於南宋所形塑之若干特色,即於其後兼受陽明學之衝擊而複雜化,亦仍有所延續。特須另有大儒,出於其間,將之涵融而出新,乃能見出力量。明末王夫之之崛起於衡陽,於理學另創新局,彼受世變之激勵,由經而史,以之深透於性理,彼之所論,不僅具有一種變朱子之"静態形而上學"爲"動態論"之勢能,彼基於"歷史哲學"之觀點而提出之獨創之"理勢論",乃至於"事變"中見"人物",於"群體"與"個體"之關係中,辨析"事理"與"事理中之義理"之眼光,皆非已有之理學、心學之舊軌,所可概括。此點顯示:南宋以後,湖湘於儒學之積蘊,乃至彼所受多方文化因素之影響,實有其屬於一地之獨特性,值得重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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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之知"的提法是理學"成聖"工夫論中一個核心問題,與"德性之知"相對應的概念爲"見聞之知",德性之知見聞之知的對分是普見於中國儒釋道思想中的一組概念的變形。大傳统的三教論述中,都曾提出一種由心體發出而可切入物之本來面目的無知之知,與此"無知之知"相對照的即是由感官發出的"見聞之知"。儒家兩種知的分别始於張載、程頤,兩種知的提出和兩種性(羲理之性、氣質之性)的提出乃是同一套工夫的兩個面向,@是一種對新的人(亦即人的無限性)的想象,它們啓示了一個新時代的到臨。本文探討底下問題:兩種知的内涵,朱子何以避免使用"德性之知",王學的良知與德性之知的關聯。本文除了涉及理學史的脉絡外,也探討了"知悟性"、"物自身"理論的問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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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問題是儒學的核心,對這一問題的歷史情况,傅斯年有詳細的考辨。他説,他是在30年代始悟令與命、生與性的關係的,因爲令、命、生、性在古代思想史上極爲重要.傅斯年認爲,阮元的《性命古訓》是研究方法的範本,又是探討儒家道德論的原始見解的專題論文,最能表顯清代學者反對宋、明之學的立場。傅斯年談到,阮元與戴震不同,戴震主要是發揮自己的學説與思想,而阮元的研究,則是建立在統計的基礎之上的。這種訓詁學的方法,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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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7,(2)
"四教"經典在春秋後期至戰國峙期所面臨的根本危機,與其説是其文本與儀式的存績問题,毋寧説是其傅習與實踐方法的陳舊、淺俗與偏颇。就《诗》《書》而言,主要表現爲純粹的知識化倾向使其在時用性方面受到質疑;而對於禮、樂而言,則是技術性與形式化的倾向使其不僅無法用以维系宗法觀念,反而成爲贵族炫耀财富、助長欲望的工具。面對这些危機,孔子及其部分後學嘗試通過一種"儀式化"的《詩》《書》微引方式来强化《詩》《書》與當下政治、倫理問题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在理論層面對禮、樂進行一系列新的"賦羲"。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四教"之學的體系,并對漢代經學的發展形成若干影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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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爲生命的學問,因此體知與體證對於儒學的理解和發展都具有特别的意義。颜回是孔門高弟,位居"四科"之首,"優入聖域",在儒家道統中居於極爲重要的地位。顏子之體證境界,建基於好學,其踐屣工夫如"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颇多可述。宋儒津津樂道之"孔颜樂處"正是顏子"優入聖城"的表徵,颜子的儒學史地位不在於理論上之創發,而在於生命之詮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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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説是中國佛教史和翻譯史上最爲人熟知的一個理論。“五失本”的意思較爲清晰,學界也無甚争議。“三不易”則由於日本佛教史學者横超慧日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提出“易”字應理解爲“改易”“變易”,顛覆了中日兩國先賢時俊皆讀爲“容易”的傳統訓釋。本文在介紹横超慧日等研究的基礎上,嘗試進一步分析“三不易”的言外之意和道安的釋家之道:作爲不通梵文胡語的義學僧而非譯師,道安本意或許不在提出翻譯的原則、技巧等理論問題,而是爲了説明甚至强調自己所做之注經、證義等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隱含着對“印度原典至上主義”和“外來梵僧第一主義”的挑戰,旨在提高漢僧修習弘法的自主性與權威性,是一種自覺的“佛教中國化”。本文亦對船山徹和王向遠兩位教授有關“三不易”的研究提出了幾點疑惑,希望引起進一步的討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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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儒學天人關係的解讀主要有"合一"與"二分"兩種模式。三代時期的"天"經歷了"帝-命-德"的演變。孔子、孟子、荀子對天人關係的論述具有多種面向,不可一概而論。"天人之分"和"天人合一"都以修身爲目的,二者可以共存,本體論之"合一"與工夫論之"二分"是相輔相成的,"分合"的"兩行之理"體現了一種整全面平衡的認識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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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新儒家開宗大師熊十力對《莊子·天下篇》情有獨鍾,《讀經示要》多次提到這篇文獻,專門論及莊子時,亦僅涉《天下篇》和《大宗師篇》.十力不認爲《天下篇》是莊子後學所作,而認爲"當是莊子自序",因爲"其評判諸家,見高而識遠.文奥而義豐,恐非莊子莫能爲".①十力一生著述的主要成就同樣見於"評判諸家,見高而識遠",倘若如此,十力先生對《天下篇》情有獨鍾也就可以理解了.畢竟,《天下篇》是中國最早的學術史經典文獻.不過,這篇"莊子自序"之所以讓十力先生感到"極親切",首先因爲《天下篇》讓他看到了何謂"獨舆天地精神往來……"的"見高而識遠"(《全集》卷三,頁776)——十力晚年自號"漆園老人",想必舆此有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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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是清代考據學者的代表人物,其解經方法論鮮明、系統而凝煉,在後世學界也最具爭議性。一般都將其解經方法論解讀爲由實入虚、由部分到整體的單向方法,是一種脱離現實,特别是排斥讀者主體性的純文本主義,這就忽略了其"以心相遇"的體認面向,從而增加了今日"後續的漢宋之争"中一些無謂的争論。而且,如果批評戴震單向方法論和文本主義時自身却真的陷入了純文本主義,則更加不利於戴學研究的深入。一戴震治學自身的語用學維度戴震於乾隆十四或十五年①二十七八歲所作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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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9,(2)
本文的詮釋策略,一言以蔽之,就是"從'邊緣'進入'傳統'"——邊緣,指涉目前尚屬主流語境外的詮釋取徑;傳統,則指涉環繞《莊子》文本而展開的莊學詮釋史。具體入手處,則通過《莊子》文本兩千年間在不同接受時刻、不同時代挑戰、不同方法意識、不同注疏取徑之間所產生的"詮釋裂隙",尋見一個既能"自外主流典範"又可"自彰切己向度"的觀察點,以作爲重探《莊子》文本的邊緣視角。方以智的"大傷心人"視域,就其作爲一個尚屬沉隱、乏人探勘却深富拓迹潜力的切入點,正符此要求。本文以此而借重《藥地炮莊》的"大傷心人"語境所凝蓄的强大"邊緣"張力;這"邊緣性格"正好吻合《莊子》在《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高度密集出現的"畸人"叙事。兩相接榫,正好構成本文貫通方以智解莊進路的研究主軸;筆者因得以循此論述軸綫,重新進入傳統,并嘗試透過"詮釋裂隙"的空白處以尋求思維突破的可能。思維突破之所在,正乃傳統的豐饒生命力得以釋放之所在。本文作爲彰顯此論域的探勘之作,其意義或以此而獲得確立。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