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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10)
瓦窑坡墓地位于山西省临汾市隰县县城西北3公里处的黄土塬上。2005年,临汾市文物局与隰县文物旅游局联合对该墓地进行了发掘,共发现了17座墓葬,包括一批东周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青铜器。这批高等级墓葬的发现,填补了吕梁山南麓地区春秋时期高等级铜器墓葬的空白。该墓地的发现,不仅对于认识东周时期晋文化向北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出土的青铜器对于认识春秋时期青铜器的生产流通也有积极的意义。本文选取其中的五座铜器墓(M18、M20、M21、M22、M36)进行报道。这组墓葬,年代范围大致相当于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阶段,涵盖了该墓地已发掘墓葬的时间范围,对于整体认识该墓地具有特别的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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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6)
南秦墓地位于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镇南秦村西南,2016年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揭露各时期墓葬9座,M6是其中最大的一座。该墓时代为春秋晚期,保存完好,墓口面积近30平方米,一椁两棺,积石积炭,出土各类文物150余件套,是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墓主身份应为卿大夫,或与赵氏有关。该墓的发掘为研究两周时期墓葬制度、人群族属及晋文化相关研究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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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3)
神刘墓地位于山西临汾神刘村西南约500米处,其西南约800米处为下靳村,西侧约600米处为汾河,临汾市南环路东西横贯墓地北部。墓地东西长约300、南北宽约200米,总面积约60000平方米。2013年4月至6月,为了配合张台(襄汾张礼—乡宁台头)铁路建设,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牵头,对工程施工范围内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本次发掘面积1450平方米,共发掘墓葬49座,其中春秋墓葬14座,战国墓葬35座。本文先报道其中14座春秋墓葬。这14座春秋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本次发掘的春秋墓葬为本区域春秋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增添了新材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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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9)
兔儿墩墓地是一处汉代墓地,该墓地经过多次下葬、封土,在地表形成了高大的土墩。2007年9月至11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大邑县兔儿墩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了10座墓葬。通过此次发掘,基本了解了兔儿墩墓地形成过程及封土结构。其下层为西汉土坑墓,上层为东汉砖室墓,宋明时期又在汉墓封土上下葬。其中3座西汉土坑墓(M8-M10),均未被盗,出土了丰富的器物。陶器有罐、瓮、盆、豆、钵、釜、壶、盘、井、熏炉、鼎、盒等,铁器有釜、锸、削,铜器有带钩、环、车軎等,及200余枚半两、五铢钱。M8、M9时代大概为文景时期墓,属于西汉早期晚段;M10为武帝时期墓,属于西汉中期。兔儿墩墓地的发掘提供了一批西汉早期墓葬新资料,对于探讨汉代土墩墓在四川地区的传播也具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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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11)
2011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市瀍河区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其中8座墓保存较好,均为南北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壁垂直,填土为五花土;5座墓底部带有腰坑,一座带壁龛。葬具一般为一棺,大部分墓葬被盗扰。尸骨严重腐朽,葬式不明。出土器物较丰富,有陶瓷器、铜器、玉石器等73件。陶器均为泥质灰陶,有鬲、簋、豆、罐、爵、尊等。纹饰以弦纹居多,绳纹次之,另刻划有三角形波纹、网状纹、S纹、云雷纹及附加泥饼堆纹等。这批墓葬规模小,而且随葬品中无车马器,可见其身份不属贵族之列;因随葬陶、玉、铜器等小形器物,应属于普通平民墓葬。其中5座墓有腰坑,并有少量仿铜酒器(陶爵),可能受到殷代埋葬制度的影响,与洛阳上窑等地发现的殷人墓相同。该批墓葬应为西周早期和中期。 相似文献
6.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3)
上石河春秋墓地位于河南省义马市南部原上石河村,为配合当地工厂扩建工程,2018年4-8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义马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125座,其中春秋时期墓葬115座,另有春秋时期马坑7座,共出土铜、陶、玉、石、骨、蚌等各类随葬品2700余件(颗),被确认为三门峡地区除虢国墓地外的另一处春秋时期虢人墓地。本文介绍的3座墓M43、M48、M66,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属于春秋早中期中型贵族墓葬,推断M43、M48墓主生前为虢国下大夫一级贵族,M66墓主为士一级贵族。三墓共出土各类器物157件(枚),质地有陶、铜、玉、石等,为研究豫西地区春秋时期的葬制和葬俗提供了宝贵的考古材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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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10)
平顶山应国墓地两周时期墓葬包括应国贵族墓和楚系贵族墓两大类。本文通过对该墓地发现的两座楚系墓葬M10、M301出土器物的细致分析,发现其墓中铜器并非一时制作而成,在对各类器物进行综合对比后确定其墓葬年代当属战国早期早段,其中M10的年代相对略晚。其后从这两座楚系墓葬的墓向、礼器制度及用玉风格等几个方面入手,对墓主身份进行了系统分析,证实此两座墓墓主并非楚人,而均属于已楚化的应国贵族后裔。在此基础上,本文参考墓地总体布局及各墓葬年代,认为在应国墓地中两类墓葬虽然分区而葬,文化面貌风格迥异,甚至年代存在缺环,但其族属始终未变。墓地整体反映了两周时期应国历史的兴衰变迁以及这一时期楚应关系的变化历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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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辽宁省盖县（今盖州市）九垄地乡南窑村村民在取土时发现了一处青铜时代墓地。（图一）营口市博物馆闻讯后到现场进行了清理发掘,共发掘墓葬7座,墓的四壁为小薄石板砌就,墓底铺石板。出土陶器有刺点纹细颈瓶和素面直筒罐。另在群众手中收集到该墓地出土的镐形青铜器。（见照片）该器物通长20．5厘米,宽6．5厘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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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11)
2010年9月,周原遗址王家嘴村南发现一座铜器墓,出土一批青铜器残片和牙璋、卜骨等文物。铜器目前可辨器形者包括鬲、尊、觚、爵和斝,年代有早晚之别,鬲、斝、觚三器的时代为二里岗上层期,爵的时代为殷墟一期,尊的时代为殷墟二期偏早。综合判断,该墓属商文化京当型。铜尊为京当型商文化中首次发现的器形,其造型、纹饰与长江流域的铜尊有相似之处。将铜器砸碎埋葬的葬俗亦不见于以往发现的京当型商文化铜器墓。这批资料有助于推进学界对京当型商文化葬俗、周原遗址京当型墓地的分布及周原遗址聚落结构的认识。 相似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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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6)
苇沟墓地位于翼城县县城西北部约2公里处的唐兴镇苇沟村东,位于苇沟—北寿城遗址东部边缘。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为了配合翼城县北环路改造工程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施工范围内发现的遗迹现象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总面积1870平方米,清理灰坑、窖穴、陶窑和墓葬共36处。其中东周墓葬20座,包括18座竖穴土圹墓和2座偏洞室墓,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丰富了本地区东周陶器墓葬的分期年代框架,对于研究晋南地区晋文化的构成与演进具有一定的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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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寨墓地位于山西省朔州市窑子头乡后寨村西约2公里的山前黄土台地上,地处北方长城沿线的农牧交错地带.2019年至202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朔州当地文物部门对该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现东周至辽金时期墓葬400余座,以东周及秦汉墓葬为主,约占98％;另有个别北魏、唐及辽金时期墓葬.其中的3座小型唐墓,为朔州地区发现的... 相似文献
13.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11)
岐山县周原博物馆近年新入藏了一批西周青铜器,为研究周原青铜器及周原遗址的墓地分布提供了新的资料:2010年7月9日,京当镇礼村村民在村南刘家沟西岸发现铜鼎1件,该鼎为球形腹、蹄形足,形制与毛公鼎接近,时代为西周晚期;2010年9月13日,京当镇王家嘴村村南台地上发现铜甗、铜盆形簋各1件,二者出自同一座墓葬,时代为西周早期。王家嘴村周围以往发掘的西周墓葬多位于村北,本次发现的墓葬与1953年发现铜器的地点距离相近。王家嘴村南与村北各有一处西周墓地,就目前所见的资料而言,两处墓地的时代均集中于西周早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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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11)
殷墟西北冈大墓的早期盗掘坑并非"自然填塞",因而大墓早期盗掘坑中所出西周遗物年代不晚于早期盗掘。安阳地区西周时期墓葬随葬陶鬲具有逐渐小型化的趋势,根据《侯家庄》报告公布的照片或线图中墓主头骨颅长与陶鬲口径的比较可知,大墓之上的小墓年代下限可至西周中期,灰坑中所出陶器也具有可晚至西周中期的特征。由于早期盗掘坑打破这些小墓和灰坑,故殷墟王陵早期被盗年代不早于西周中期。大墓之上的小墓和灰坑仅发现于王陵区西区,西周早期至中期的居址与墓葬混杂分布,根据居葬关系、陶器形制及葬俗等特征推测背后是一批西周早期至中期居葬于此的殷遗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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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12)
2016年3-7月,为配合山西其亚铝业有限公司工程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工作站、汾西县文物旅游局等单位,在山西临汾汾西县郝家沟村北发掘了3座金代砖雕壁画墓。其中,M153是一座仿木构圆形穹窿顶单室砖墓,虽彩绘层保存较差,但墓室结构完整且特殊,雕刻内容丰富,出土瓷器特色鲜明,在晋南地区同时期墓葬中较为罕见。M2与M19是两座毗邻的家族墓,M19墓室大部被毁; M2是仿木构八边形叠涩顶单室砖墓,墓室虽经扰乱,但仿木构砖雕和建筑彩绘保存相对完好,妇人启门图较为生动。从墓葬形制、砖雕样式、壁画内容及出土瓷器分析,这批墓葬年代为金代,为进一步探讨山西地区金墓区域面貌和葬制传统提供了新资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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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6)
1957年,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为配合三门峡市内基建清理了一批墓葬,其中包括唐大中六年韩干儿墓,未被盗扰。1959年,此墓所出大部分出土器物拨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银器等。除了一批日用瓷器和微型瓷器外,韩干儿墓还出土了塔式罐、铁犁、银钗、梳妆盒、钱币等器物,为研究晚唐河南地区随葬品特征、丧葬习俗、早期白瓷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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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1):36-48
2013年10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310国道洛阳市境改建工程沿线开展考古发掘,于孟津县(今洛阳市孟津区)平乐镇上屯村西北清理西汉墓1座(编号C8M2001),墓葬未被盗扰,形制保存较好,出土器物较为丰富,最重要的收获是墓葬内同时出土8件原始瓷器和2件釉陶器,是洛阳地区以往少见的原始瓷和釉陶同出一墓的案例,反映了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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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4)
2012年7-12月,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现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南京林业大学校园东南部发现并清理六朝至明清时期墓葬46座,出土各类文物120余件。其中四座明代墓葬(编号2012M11-13、M46)保存完好,出土文物精美。尤为值得注意的是,M11、M12、M13三墓并排分布,方向一致,距离较近而互相之间无打破现象,且三墓形制相同,推测应属于同一家族。M46为竖穴土坑墓,墓内出土青花梅瓶一件,器形精美,较为罕见。四座墓葬的埋葬地位于明代徐达家族墓地范围内,附近区域曾陆续发现过十余座身份相对明确的徐达家族墓。综合分布位置、墓葬时代和形制特征等要素,我们推测此次发现的四座明代墓葬与徐达家族之间关系密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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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10)
龙门堂墓地位于湖北省郧县东约40公里的安阳镇小河村一组的五谷庙岭,2010年11月至2012年6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77座,本文对其中M50、M73、M74与M77四座墓葬的发掘及出土情况进行介绍。四座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随葬品主要以陶器为主,出土少量铁器。依据墓葬形制、器物组合等判断,M50的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中期,M73、M74和M77的时代为西汉早期至中期。以上墓葬的发掘为探讨龙门堂地区汉代葬俗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此外,结合龙门堂墓地以及临近的龙门堂遗址,可以为研究墓葬与居住区的关系、墓地安排及中下阶层人群的社会生活及物质文化等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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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2日至8月30日,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考古所合作,对位于重庆市万州区高峰镇朝阳村3组的熊绍福墓群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共计发掘墓葬14座,包括战国晚期、东汉晚期土坑墓各1座,东汉晚期砖室墓1座,东汉至南朝时期石室墓5座,东汉至南朝时期崖墓6座。虽然大部分墓葬被盗扰、破坏严重,发现很少或未发现随葬器物,但其中4座石室墓的墓壁发现一批石刻画像,包括鱼、马、骑行、鱼鹰抓鱼、蟾蜍、蛙、仓房等图像,除蟾蜍和蛙为浮雕外,其余图案均为阴线浅刻,工艺古拙、粗陋,反映了这一地区东汉至南朝时期的丧葬习俗。土坑竖穴墓M8仅存30-50厘米高的墓底,却出土了保存很好的四穿铜戈和较为完整、时代明确、明显带有楚文化特征的两套鼎、敦、豆、壶陶器组合。熊绍福墓群的发掘,为三峡地区古代物质文化研究增添了新材料。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