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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积极性,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本文基于心理学视角,综合利用计划行为理论和大五人格理论,分析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行为机制,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潜在类别分析和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对河北省邯郸市1779户农户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意向对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行为有显著影响。农户对正确投放生活垃圾的评价越积极、越愿意遵从家人和朋友的环保期望、在正确投放时感知到的困难度越低,其正确投放生活垃圾的意向就越高,最终正确的投放行为也越容易实现。②人格特质对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行为的心理机制具有很强的调节作用,且该调节作用由稳定性人格特质元产生。随和性和责任性能增强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的正向影响,但也会削弱知觉行为控制对行为意向的正向影响;神经质能增强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的正向影响。据此,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过程中,建议政府在增加资金投入、优化基础设施空间布局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乡风文明建设,并充分考虑农户的人格特质,制定出更多个性化的环境治理方案,引导和激励农户的参与行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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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是生活垃圾分类的源头主体,其分类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效,关系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成败。基于农户分类行为的微观数据,本文结合“个体层面”与“集体层面”因素,分析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的影响机理,并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陕西农村1374份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个体层面”的生活垃圾污染感知对农户分类水平具有明显提升作用,农户对生活垃圾在生态环境、社区环境以及身心健康方面产生的污染及影响感知越强,其生活垃圾分类水平越高;②“集体层面”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制度信任、社会参与及社会规范显著提升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但人际信任对其分类水平并无显著影响,说明社会交往频率较高、制度信任度较高、积极参与农村垃圾治理公共事宜以及认为村庄垃圾治理较好的农户,其分类水平较高;③女性的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相较于男性更高一些,低收入家庭相对于高收入家庭的分类水平更高。因此,要实现生活垃圾可持续分类治理,全面建设生态宜居新农村,不仅要强化农户污染感知,而且需要构建良好的社区环境,通过网络沟通以及信息共享加强农户交往频率、提高农户的制度信任度以及公共事务参与度、强化社区约束机制,提升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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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认知、环境责任感与城乡居民的低碳减排行为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基于CGSS2010数据,建立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分析城乡居民减排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减排行为总体水平较低。总体而言,环境认知(减排知识、环境污染认知、气候变化原因和危害认知、环境科技观)和环境责任感(环境问题关注度、环保责任意识、环保倾向)显著提升公众的减排行为,传播沟通(媒体接触、环保社团参与)促进公众实施更多减排行为。但这些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城乡差异,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减排行为更多受到环境责任感的驱动,而环境认知、传播沟通的影响几乎不显著。此外,年龄较大者、收入较低者、教育水平高者、东部和城市居民的减排行为越积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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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信任对农民参与环境治理决策意愿影响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软科学》2019,(7):111-115
将环境风险感知和制度信任引入计划行为理论框架,构建农民参与环境治理决策意愿的扩展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以四川长宁-威远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周边农民为样本对象,对环境风险感知、制度信任、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参与意愿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环境风险感知、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参与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关系;行为态度在环境风险感知与参与意愿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制度信任不仅正向调节行为态度与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还增强了行为态度的中介效应,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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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系统中的关键主体之一,其分类回收参与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整个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成败。为分析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决策机制,本文以苏州市为案例,对其中心城区居民开展实地问卷调查,并运用结构方程统计分析方法,探讨影响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主要因素和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主要由4个主观因素和7个外部情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外部条件因素的综合影响是个体主观因素的近2倍,其中,“环境设施和服务”潜变量相关因素对居民行为的综合影响最大,公共宣传教育、回收设施便利性、分类设施便利性、参与意愿和环保意识为对居民垃圾生活处理行为影响最显著的前5个因素。为进一步加快推进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建议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配套设施规划建设,广泛开展垃圾分类回收宣传教育,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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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科学》2019,(8)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户既是垃圾的产生者也是治理成效的直接受益者。本文根据陕西农村地区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双栏模型(DHM)考察环境关心对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参与意愿及支付意愿)的影响;运用层次回归将制度信任对环境关心-农户参与治理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纳入分析。结果表明:环境关心对农户参与意愿及支付意愿均存在显著正效应;制度信任不仅对农户参与意愿及支付意愿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且还对环境关心-农户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制度信任度高的农户,环境关心对其支付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受教育年限及家庭人口数正向影响农户参与意愿,收入高的家庭参与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相对更高。因此,提升农户环境关心意识、规范农户认可的法规制度以及创造良好的制度信任氛围,对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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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对环境治理的边际支付意愿是社会环境偏好最为直接的度量参数,也是环境制度改革和细则政策出台的基础依据。本文使用1994—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选择居民环境偏好的指标度量,对影响中国城镇居民环境偏好指标的主要因素分析发现,居民收入水平、环境污染程度、地区城镇化水平以及居民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与城镇居民对环境的偏好程度存在相关关系,可作为居民优质环境支付意愿的度量基础。根据测算,若年均减少1 t工业废气排放,中国居民边际环境改进的支付意愿为0.21元。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处在较低的环境支付意愿水平上。本文创新性地引入环境偏好概念,使用中国各省居民对环境的信访数据作为衡量消费者对环境偏好程度的代理变量,通过测算城镇居民对环境治理的边际支付意愿,为政府进行环境污染治理问题的决策提供了可量化的政策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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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治理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作为环境治理的核心主体,有效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政策的治霾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从政府环境治理的政策工具差异、空间关联和门槛效应的3个视角出发,本文提出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降低雾霾污染的3个理论假说,并基于中国2003—2016年30个省（市、区）和2007—2016年217个城市数据,利用动态空间面板和动态面板门槛计量方法对相关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政策工具方面,多数类型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工具对雾霾污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具体来看,地方政府的环保立法和环保投资降低雾霾污染的效果更显著,而地方政府环保执法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不甚显著。②空间关联方面,周边地区不同类型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对本地雾霾污染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邻近地区环保立法通过环保政策的协调成本上升加剧了本地雾霾污染;邻近地区的环保执法虽能降低本地雾霾污染,但效果却不显著;而邻近地区的环保投资通过雾霾治理的空间外溢能显著降低本地雾霾污染。③门槛效应方面,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比较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地区科技水平或城镇化水平较高时,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够有效地降低雾霾污染,反之则加剧雾霾污染。本文将政府环境治理细分为环保立法、执法与投资3种政策工具,细化了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为政府更进一步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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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协调的国外经验及其对中国村镇发展的启示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村镇区域是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村镇建设对破解城乡二元分割,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调节区域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村镇建设主要涉及居住、产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内容,包含村镇生产生活的基础条件,也反映村镇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本文首先分析了二战后西欧（德国和英国）与东亚（日本和韩国）主要国家村镇建设的主要类型与村镇功能演变特征,梳理了针对村镇区域居住、产业与生态环境等方面发展的主要政策、规划与法律等,探讨了村镇建设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响应及其影响政府的村镇发展政策与规划实践。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了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村镇建设的阶段特征、主要资源环境问题以及规划政策改革。最后,在国际比较视野下总结了中国村镇建设的特殊性,并从村镇地域系统与主导发展类型的视角,提出了改善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协调关系,促进村镇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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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对环境保护的认知程度及支付意愿研究——以纳板河自然保护区居民为例 总被引：4，自引：2，他引：2
农村居民是否具有环保意识和环保支付意愿,研究文献中并没有形成共识。本文使用意愿调查评价法,在西双版纳纳板河自然保护区选取300户农村居民,采用不同的支付方式对纳板河保护区周边居民的支付意愿进行了调查。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知,但从认知到行动尚有一定的差距。保护区居民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呈现出明显的"政府依赖型"特征。不同支付方式所揭示出的居民环保支付意愿存在很大差异。纳板河保护区居民更愿意以劳务的形式来为自己所享受的环境服务"买单"。以付费方式得出的总样本的平均支付意愿为46.88元/年,占户均收入的0.36%。以劳务的形式揭示的受访者的平均支付意愿为249.24元/年,占受访者户均年收入的1.94%,显著高于以付费方式表达的支付意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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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公众参与城市水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对提高水环境治理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2051份公众问卷,运用双栏模型和解释结构模型考察了公众城市水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探究了公众参与意愿的内在发生机制。结果表明：①北上广三地74.3%的公众有城市水环境治理参与愿意,平均意愿支付水平为12.29元/年;②公众参与城市水环境治理的意愿和程度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其中公众月均可支配收入、前往城市水环境的频率与在城市水环境内停留时间、城市水环境景观和娱乐价值认知以及城市水环境整体生态状况感知对公众参与程度有显著影响;③公众参与意愿的内在发生机制是深层根源因素（公众受教育程度、年龄和居住地距最近的城市水环境距离）,通过影响中层间接因素（城市水环境整体生态状况感知以及城市水环境生态价值认知）,进而影响直接驱动因素公众环境责任意识,最终影响公众城市水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提出了加大水环境治理宣传力度,制定公众参与治理奖励政策以及完善公众与政府信息交流机制等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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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企业创新的环境效益为切入点,选取2009—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企业技术创新对环境成本的影响,考察了技术创新的环境导向性,并分析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成本的作用机理及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环境成本的下降,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等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且技术创新呈现“环境导向”,与自愿性环境成本相比,技术创新或通过提高企业资源利用率、降低污染物排放等,更有利于强制性环境成本的下降;技术创新对企业环境成本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在重污染企业及环境规制程度高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环境经济后果检验,验证了创新的环境增益效应,还为企业投资方向选择、社会责任履行和政府环境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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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作为环境资源的利益相关者,与政府和企业一道,成为推动环境治理的三股力量。本文基于公众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完善社会舆论监督方面的优势,论述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参与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2011—2015年中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并将公众参与划分为侧重于后端治理的投诉上访和侧重于前端治理的建言献策两类,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效应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①在“政府-企业-公众”三元环境治理体系中,公众参与一方面依赖于政府的环境执法迫使企业污染环境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间接地参与环境治理;另一方面其本身对污染企业的震慑作用也会产生与政府环境执法类似的效果,进而直接地参与环境治理。②两种细分类型的公众参与,其效应表现出异质性,即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主要体现在以投诉上访为主要形式的后端治理层面,以建言献策为主要形式的前端治理效应不显著。③采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内生性问题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效应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同时发现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显著地扩大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水平。据此,本文对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