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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机成为人类器官甚至人类成为手机附属的今天,手机抵抗却逐渐成为一类人的生活方式。本文从（去）驯化的理论视角切入手机抵抗实践,采用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研究发现,指向自身和指向技术是抵抗者常见的两种责任归因,他们通过分解“三重勾连”的策略展开手机抵抗,包括摆弄手机的物质实体、剪裁手机的文本内容、谋划手机的使用情境,旨在夺回对生活、工作、学习以及技术的掌控权,以使手机重回工具角色。然而,这种主体性的彰显在与手机及其所勾连的“社会—技术系统”的协商互动中遭遇重重阻碍,最终内化为一种个人声明和自我认同。“社会—技术”系统的参与将人与技术物的二维关系扭曲成一个没有尽头的“驯化回环”,结果只能是个体在反身性和技术的能动性之间完成“自我驯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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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借助历史分析和实物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即时成像相机如何在其功能性被完全替代的数字时代死而复生,重塑“新媒介”身份。传统胶片时代,即时成像相机在时间上的“即时显影”和空间上的“一步成像”让它获得抢占市场的优势,而逆信息化、不可复制、不可修改的断裂性则成为阻碍。但是当其优势被数码相机取代之时,连续性轰然倒塌,即时成像相机一方面抵抗数码,凭借看似退步实则不可替代的断裂性,作为“复古媒介”死而复生;另一方面,通过联结诸多行动者、弥合模拟/数码、新/旧之间的断裂,重获了真正意义上的“新生”。即时成像相机的死与生由此映照出了技术连续观和媒介二元论的失灵,也开启了一种理解媒介关系的新视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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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偏向”是伊尼斯用来回答“媒介如何影响社会”之问的关键概念，凝结了媒介环境学的世界观、哲学观和媒介观。“偏向论”认为，媒介的力量源于媒介自身的偏向。该理论因而具有媒介存在论的色彩。但是“偏向论”对媒介的理解，体现出实体主义本体论的反生成性和追求静态平衡的特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呼唤“媒介动力学”的提出，媒介不再是社会有机体稳定不变的组成部分，而是非线性的复杂动力系统，充满不可预测性，人与媒介的关系也从可把握的观察对象和难以觉察的背景，转变为不断变化和相互适应的“调试模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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