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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为一种专业实践,应当基于证据或至少知于证据的理念继续使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实践者和研究者为之神往。这个思想方法的影响力表现出不断增强的迹象。但同时针对基于证据和知于证据的实践的理念,不断增多的文献却提出了一些有关其可行性的基本问题。本文通过分析这个讨论的一些前设对这个领域做更深层的探讨,聚焦在这个讨论中的知识论、存在论和实践维度并在每个领域发现缺失:在知识论领域有一个知识缺失,在存在论领域有一个效能/功效缺失,在实践领域有一个应用缺失。这些缺失加在一起不仅对基于证据的实践提出了质疑,而且突出了规范性、权力和价值的角色。在这个背景下,本文大致论述了基于价值的教育的思想,以作为基于证据的教育的另种选择。因为政策制定者对于证据在教育实践中能够和应当获得什么的期望令我感到不安,所以本文的贡献主要是力图给教育者和其他专业人士提供论点,以帮助他们抵制那些关于证据在他们实践中的作用的没有正当理由的期望,更重要的是抵制存在于他们实践中的没有正当理由的介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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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杜威在他的一篇名为《哲学复兴的需要》的文章中写道:“当哲学不再是处理哲学家们的问题的手段时,而是成为由哲学家们发展出来的处理人类问题的方法时,哲学就得以复兴了.”在这篇论文中,我论述教育哲学也是如此,因为教育哲学应当聚焦在教育问题上,而不是哲学问题上.当然,教育哲学应当以哲学专长来面对教育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学术任务,而且是一个政治任务,特别是在一个教育作为公共利益的观念遭遇压力的时代,在一个教育日益被看成个人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时代,尤为如此.我在文中阐述了在我看来教育哲学家能有所贡献的五个领域.它们不仅为未来的教育哲学工作提供了一个议程,而且为转向存在主义的教育哲学建构了一个论述.这个转向包括在所有教育中都含有我所认为的“美丽风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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