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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权的行使是防止一个国家内部权力异化和滋生腐败的重要途径,就如何行使监察权,身为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在以往孙中山监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思想,并对政府监察工作中的例规和办法不断加以改进和调整,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任务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实现,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最终未能实现于右任美好的监察愿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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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泽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支持者、推动者,担任度支部尚书期间对币制展开了全面改革。银元方面,力主七钱二分银元、银元统归专铸、回收旧银元;铜元方面,整饬铸造、促进流通,确立辅币地位;纸币方面,以发行权为根本,限制和禁止官商行号纸币发行、确立大清银行国家纸币发行权。统一币制、推动货币制度的除旧布新乃所行措施目标之所在,实现国家货币权归于一则是其中核心与关键。载泽清末币制改革虽因清朝的覆亡而未化为现实,但其为国家货币统一、适应近代货币发展潮流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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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容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8(3):110-115
1912年孙中山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无疑是辛亥革命史上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对此的既往研究大都说成是“让位”，其实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统一席原本就属于袁世凯，其后革命党人与南方独立各省选举孙中山，只是革命形势的需要一个头面人物主持政府，而袁世凯尚未来归、黄兴拟将赴宁代黎元洪“暂任”大总统职权而未成行，孙中山却适时归国并主动要求承担大计等条件下的一个权宜之计，“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的决定并未因此而有根本性改变。孙中山的最终辞职荐袁仅是“践前言”，实为还位，此外，“让位”论还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制约了辛亥革命有关问题的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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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容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2(3):56-60
清代官吏惩戒制度分为行政处分、刑罚制裁两大类别。其中定期行政惩戒，贪酷者革职提问，不谨、疲软皆革职，年老、有疾者休致，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浮躁者降三级调用。不定期行政处分分为罚俸、降级、革职等。刑罚制裁之正刑则有笞、杖、徒、流和死刑五种。无论行政处分还是刑罚制裁清代都有一定程度的落实，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没能达到澄清吏治并挽救清朝统治的最终目的，既有该制度的原因，也有影响制约该制度效果的其他原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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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容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0(3):120-125
从制约国共重庆谈判实力的各因素分析，谈判前夕中共除谈判人员水平能力一条外，其余均处于劣势：军事实力国大共小、对谈判本身需要程度较高、对对方苛刻的谈判条件无法满足也不允许满足、谈判环境于己既有利也有弊，从而使整体上居于相对不利地位。谈判之所以最终能够签订《双十协定》，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周恩来等成功运用谈判策略弥补了谈判综合实力的不足；精心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出其不意惠临重庆，打乱对方部署；重视谈判气氛的营造、抢先进行较高报价、有理有利有节的讨价还价；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场外配合取胜，等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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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史学界几乎都认为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是在遵义会议上确定的。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应该说，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是在长征全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它起始于通道会议，奠定于遵义会议，坚定于会理会议，巩固于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完成于长征结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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