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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吉士教习官在庶吉士管理和进学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自宣德五年至明亡,实任教习官共有110名,几乎都是鼎甲进士和庶吉士出身,与庶吉士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功名和文化素养层次结构;教习官最初由翰、詹官充任,适应庶吉士日益成为阁臣主要来源的变化,弘治后则改由太常寺卿、吏(礼)部侍郎乃至尚书兼翰林学士或侍读(讲)学士充任,其品级也升至三品乃至正二品.教习官教习内容以诗文为主,虽难以适应培养庶吉士成为高级辅政人才的需要,却始终未得改变;教习官无固定任期,再加后期更换较频,也不利于教习质量的提高.教习官一般由阁臣推荐产生,不仅本身成为阁臣的重要人选,而且成为维系阁臣和庶吉士关系的重要纽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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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时期府州县学设置及其特点考述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明朝洪武时期，全国府州县学的普及率达９０％以上，是前代所未曾有过的。本文从《明一统志》、《明实录》等文献中，搜集第一手资料，制成精确的“洪武府州县学设置统计表”，并对府州县学设置特点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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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戴显群教授的《福建科举史》于2012年12月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对促进科举史研究以及社会普及科举知识,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近些年来,科举研究方兴未艾,各种科举论著如雨后春笋,接踵推出。仅以已出版的专著而论,有通论科举发展的,如张希清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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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进士数虽由宋代全国第一下降为明代第五,但明代福建仍为科举大省,在诸多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如其人均进士数、人均一甲进士数和人均庶吉士数,皆为全国第一;莆田、晋江二县进士数稳居全国冠、亚,晋江、闽县、莆田三县的人均进士数更是包揽全国冠、亚、季。此外,福建的人均进士家族数不仅居全国榜首,而且还产生了明代唯一的延续二百多年的七代进士家族。所有这些,既是明代福建拥有强大科举实力与竞争力的集中表现,又与其深厚的科举积淀、浓厚的科举氛围、显著发展的经济、发达的教育文化以及家族制度等有着直接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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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士共有65名。其地域分布广泛,反映出明代南直隶重视文化教育,科举之风盛行;同时又明显呈现不平衡性特征,反映出各府、州、县科举实力不均衡,是各地在人口、经济、交通、教育、政治、科举氛围等方面所存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明前期南直隶鼎甲进士出自平民家庭者占比为33.33%,后期则下降为9.09%,这主要是由于明后期南直隶鼎甲进士出自官宦和仅有学校功名家庭的数量明显增多造成的。官宦家庭对其子孙中式的影响并非主要凭借政治特权,而是主要依其家庭有利的经济、教育文化条件和科举氛围并最终通过子孙自身综合实力实现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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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广西进士共有201名,在明代各省直名列倒数第二,仅多于贵州。其在不同时段的数量分布则表现出前后低中间高的特点,洪武四年至成化二年的29科共考中进士55人;成化五年至嘉靖三十二年的29科共考中进士88人;嘉靖三十五年至明末的30科共考中进士58人。另外,进士地理分布也表现出极不平衡的特点,在广西所属的11个府中只有8个府有进士分布,其中100人出自桂林府,而思恩、思明、镇安三府俱无进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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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志》始成稿于永乐年间；此后，又经历了四次重修，其中，尤以第三、四次成果最著，分别修成任洛《辽东志》九卷和李辅《全辽志》六卷。二书各具特色和显著价值，成为今人研究明代辽东历史所依据的首选和主要史籍。但目前学术界对两《志》的研究还很薄弱，不仅对其成书的过程和刊刻次数尚有疑问，而且对其独特的史料价值还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这直接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乃至明代辽东史研究的深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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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学制是明中后期地方学政的管理制度,对当时的教育、士风、人才选拔及官员素质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本文通过探讨其创立、发展和成熟的全过程,试图揭示其内在机制及其运转变化的规律。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一、初创期在提学制创立以前的洪、永、仁、宣时期,地方学政实行的是由府州县官兼理和巡按御史、按察司官监督的制度。在此制下,府州县官不仅负有维护儒学的教学和生活秩序及兴建社学的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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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培贵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0(5):114-117
“独重进士”主要是指明中后期出现的铨选过于讲究进士出身的局面。其对当时政治产生了明显不良影响。形成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官源供求状况的变化和进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而其根源则是传统官僚体制下重形式而轻实际的痼疾。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