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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凤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5):9-10
一、遵重传播规律,调整新闻理念 调整并巩固新闻理念,使之成为一种惯性和行规,将来就不会因为一时一处的得失而放弃已有的努力,因为它有自己的专业性。关于新闻专业理念有4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强调。 第一,关于新闻敏感。这个老话题说了很多年,但是新闻敏感的东西在很多方面没有做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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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报》1927年10月21日在南京创刊,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最早创办的民营报纸,也是当时南京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发行量比《中央日报》还要多。社长成舍我看其营业情况比北平的《世界日报》还要好,曾计划以南京为中心,组织中国报业公司,颇有点乐不思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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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严重的地震灾难,让中国的传媒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历练,也为中国新闻传播史树立了一个里程碑。传媒界和社会各界在实践中不断反思,从理念层面上开始思考更深入的传媒文化问题。
这里仅以传媒的特质与某些意识形态层面的交叉点为出发点来探讨。首先,此次灾难报道让人们对中国传媒的社会功能有了更新鲜的认知和更深刻的思考。传媒的动员社会、整合社会的功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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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尼尔森公司的估计.8月19日.美国有2000多万人在黄金时间观看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奥运转播,是其三大对手(CBS,ABC,FOX)观众总和的两倍.排名第二的CBS用热播的电视剧为招徕,也才有六七百万的观众。奥运16天里NBC收看奥运的人数达2.11亿.创历史纪录.超过亚特兰大奥运会的2.09亿。奥运闭幕后.NBC的收视率连续数日都是排名第一.一改原来的低迷状态.其旗下的网站和多种媒体也有了突破。NBC为奥运报道投入的9亿美元.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而且提升了收视率和影响力.获益良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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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认证指标:设定价值取向和教育目标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认证标准,经过多年的变迁、发展,逐步趋于规范和完善。其现行的认证指标,基本上设定了目前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价值取向、教育宗旨、教育的思路及实现的路径。美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从“二战”开始即提倡通才教育,并确定了核心价值目标,在此基础上设定认证指标。在认证中,业界拥有的50%的投票权,保证了学界与实务界的目标的一致性。新实施的认证指标加强了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估,更明确了新闻与传播教育的服务性方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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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一次性高等教育是不够的。美国的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新闻从业者在入行后接受过额外的培训.并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员表示他们有意接受进一步的新闻培训。美国报纸总编协会时2000位执行总编和新闻从业者的调查也显示.美国记者抱怨最多的,不是拿钱少.而是缺少培训。据Poynter的调查.在从业经历不足10年的新闻工作者中.82%的人认为培训将非常有用。美国加入新闻业的大部分的人.都是要接受继续教育的.其中包括正规的新闻传播教育课程。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的新闻学院.就主要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学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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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专业教育方式面临转变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新闻与传播教育在国内超常规发展,原有的几个“老大”如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新闻教育规模在不断扩大。各地方院校也纷纷开办新闻教育,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中国最名的两所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相继创办新闻与传播学院。1994年以前,国内有新闻学类专业点66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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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斯坦提出的"信息茧房",基于美国两党政治的语境对新技术降低政治信息多元化以及政治信息极化的忧虑,如今却被泛用于所有信息。但是西方学界尚无有力研究证实"信息茧房"的存在。事实上,造成"信息茧房"的单纯信息环境很难在现实中出现。Web2.0技术提供了与志同道合的人讨论问题的机会,也增加了与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讨论问题的可能性,很难形成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本文也探讨了算法优化以降低信息茧房风险的可能性。算法技术对多样性的提升主要基于两种路径:第一种路径是使个性化推荐系统的使用者"意识到未知";第二种路径是通过加深"个性化"来有效增强"多样性"。本文分析了信息聚合及其积极意义,以及Web2.0技术条件下"积极的受众(用户)"的可能。文中讨论了一些"除茧""破茧"的可能途径。我们不认同桑斯坦提出的偶然性信息的解决方案,认为真正要解决"信息茧房"之忧的问题,不如回到问题提出的原点,将实验条件下的单纯信息环境还原到人们的真实信息环境中,反省"信息茧房"这个虽有衍生空间和警示价值,却仍似是而非、缺乏科学证据的概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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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新闻传播学视野,对国内外期刊的相关前沿成果展开爬梳,提炼出算法边界、算法审计、算法参与、人机关系以及算法与数字新闻业5个具体研究议题,揭示出两个新的智能媒体研究趋势:其一,随着算法在生活中的渗透日益深刻,大量研究从探究算法的“可为”转向反思算法的“不可为”,审计其对社会秩序的挑战,批判性地思考智能技术“可为”与“不可为”之间的界限如何得以建构;其二,研究者的重心正从“算法”向“用户”偏移,对人与算法之间合作、冲突的现实样态展开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人机共生下的关系协商问题。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