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毕来德先生在一封私函中,谈及我在本栏目上期的"主持人语"中对他的思想立场的介绍("欧洲的地方性被表述为一种普适性"等语)不甚符合其在《驳于连》中所欲表达的观点。我承认自己对毕来德先生的立场有臆测的成分,也在此向他表示歉意。不过主要还是因为《驳于连》在批评于连将传统中国描述为一个全然不同于西方的、没有王权的专断、没有权力的滥用的"哲学中国"时,所努力证明的不同观点:"我们心目中的‘中国文化’在总体上与帝国的专制主义联系在一起。它是为了阻挡‘个人’的出现而构想出来的,必须就此来评判。""中国"当然不是于连笔下的形象,所以毕来德先生的批评很有意义。但毕来德先生笔下的"中国"是否就恰如其分?二位都使用了全称判断,将一种高度复杂并且充满异质的文化分别表述为田园诗和阴谋剧,前者从中国文化中抽掉了权力,文化变成了个人的冥思,而后者将中国文化大体等同于权力,它围绕帝国的统治构建起来并为帝国提供合法性。文化的用途不止如此。欧洲启蒙思想家带给我们一种关于制度的道德评判,但我们在谨慎地保持一种道德评判的同时,还须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去思考制度,即一种制度的合法与否在于它能否带来与其社会特殊状况相适宜的社会管理。此外,"文化",不仅仅指形诸竹帛的书籍,也包括个人内在的思想、体验和情感,而这是任何制度都无法加以监控的领域。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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