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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葛立斌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3,23(1):48-53
德国诗人席勒将歌分为两种模式：素朴诗和感伤诗。用这个诗学理论去考察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三百”，我们发现，其模式同样可以分为素朴的和感伤的。“素朴的”是自然的，“感伤的”是寻求自然的，它阐述出的将是一个时代的人们所经历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产生出的不同的精神产物。素朴诗和感伤诗的单独提出有着它自身的美学意义，“素朴”使得“诗三百”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一个难以企及的创作高峰；而“感伤”则开启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的渊源。 相似文献
2.
“穆旦现象”是指穆旦其人其诗中的不寻常现象。本文认为频繁出现“上席”一词,也是穆旦诗歌的突出特征之一,也是穆旦的不寻常之一。认为“上帝”在穆旦诗歌中代表了一种超越精神,它对穆旦诗歌的意义在于：首先,“上帝”是穆旦的一面反映现实的镜子;其次,“上帝”是穆旦的一根支撑精神的手杖;第三,“上帝”是穆旦的一件深化诗歌内容的洋服。穆旦诗歌中创造的“上帝”是有价值的。 相似文献
3.
苗菁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3(3):31-34
苏轼“以诗为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词的用途上,苏轼的词有了极大的拓展,使词形成了和传统诗歌基本相似的功能系统;二是在词的承载上,苏轼的词对个人的精神世界有了更广泛和深入的探掘,使词形成了和传统诗歌相接近的表现领域。由此,词这种文体在文人手里,也便和传统诗歌一样,成了一种有着较大自由度的个人抒情工具。 相似文献
4.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用诗歌来濡染、启迪、教育后代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大特色。近年来,自从“以人为本”成为教育改革遵循的基本价值规范和精神向标以来,“诗教”逐渐复苏。然而,内涵极为丰富的诗歌教学,被支离破碎的分析讲解、没完没了的重复性抄写,以及不求甚解的机械背诵所代替,在诗教大旗被高高举起的背后,却是诗情的消融,诗歌的凋零。 相似文献
5.
沈奇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2(5):94-98
台湾著名诗人张默及其所代表的台湾前行代诗人,经由半个多世纪,从人本到文本的塑造所行成的“诗歌人格”和“诗歌精神”,已成为百年中国汉语诗歌一种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与传统。一向“把‘诗’当作动词”的张默,对“旅行诗”的写作更是偏爱有加且独有心得。新近出版辑其五十余年“旅行诗”作品为大成的《独钓空濛》诗集,以“台湾诗帖”、“大陆诗帖”、“海外诗帖”三大板快亦即“家园”、“故国”、“彼岸／远方”三种文化地缘的游历互证,不但构成别具一格的待性行旅之丰饶景观,更将一般而言的“旅行诗”,提升到一个深具“文化学意义”的高度。 相似文献
6.
“诗道性情”的提出是船山诗歌美学对传统儒家诗歌美学的一大突破性贡献．而王夫之的主要突破之处就在于他抓住了“兴”“情”这两个主要概念，并以此提出他的诗歌本体论．并在具体的批评活动中实践之．以“兴”为主的“四情”说的提出也使他的美学体系从创作论走向审美接受，儒家美学精神已经形成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形态。 相似文献
7.
8.
张洁宇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2(4):93-97
“纯诗”的综合发展是中国新诗发展吏的一条主线。这种传统从20世纪20年代“纯诗”首倡之时即已建立,到40年代表现得更加自觉和明显。以袁可嘉、唐湜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明确强调建立平衡的诗歌美学特征,在诗歌主题内容方面采取宽容综合的态度,试图建立纯诗的“高度综合的性质”和“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走出了一条更具民族性和现实性的“纯诗化”道路。 相似文献
9.
王凤云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9(4):11-13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提出作诗“当以盛唐为法”,他特别推崇盛唐诗歌的“兴象玲珑”,看中盛唐诗歌雄浑悲壮,气象浑厚。他认识到诗歌有特别的审美情趣。有论者认为严羽“只强调诗的艺术性,不知道诗从现实生活中来”,这种看法失之偏颇。 相似文献
10.
胡建次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28(4):1-5
陆时雍在诗歌批评中大量运用“韵”、“趣”、“味”等审美范畴,对诗人诗作予以了细致的赏会与论评。在此基础上,他又对“韵”、“趣”、“味”三个审美范畴作出了理论阐说,其内容主要体现在:或对其作为诗歌审美之本予以标树;或对其审美特征展开探讨;或对其创造生成进行考察。陆时雍诗歌批评对“韵”、“趣”、“味”的运用与阐说,将我国古代的以“韵”评诗、以“趣”评诗和以“味”评诗的批评实践都推向了一个高峰。 相似文献
11.
黄维梁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7(4):35-42
唐诗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是诗歌艺术的峻岭。余光中在其诗歌艺术的追求中高山仰止，努力攀登，向诗圣、诗仙学习，且为他们造像。为李白、杜甫造像，表示他对唐诗传统的肯定。他造像的艺术，特别是《戏李白》一首的丰沛创意，和《寻李白》、《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的现代想象，则说明他对传统的活用与转化，印证了他的创造力。在以唐诗为主的中国传统诗歌基础上，余光中以其学养和睿智，以其才华和苦功，兼摄中外古今，以数十年的恒心和毅力，创作了丰富杰出的现代诗。他是李白、杜甫的嫡系传人，且开拓了中国诗歌的新世界。余光中为李白、杜甫的造像，象征了传统和现代的汇合，象征了现代对传统的发扬。 相似文献
12.
“动态诗学”与“现代汉诗”——再谈“新诗标准问题”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沈奇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4):33-38
新诗先脱“古典”之身而成幽灵,再得“现代”之体而寻典律——“现代汉诗”的确立,为新诗的诗体建设,提供了可能的平台。只有先行将有关“新诗”之“新”的言说,适时导入“现代汉诗”之“现代”的言说,并重新梳理“新”与“动”以及“自由”的正负价值在性之后,有关“如何新才好”亦即“新诗标准问题”的讨论,才不至于再次成为一本说不清还得说的糊涂账。论文依据这一思路,在对从“新诗”到“现代汉诗”的诗学嬗变的梳理基础上,提出“动态诗学”的理念,进而提交“诗美三层次”、“诗性与非诗”、“汉诗语言的‘守常求变”’及诗歌本质的“四象”原则等诗歌标准观念。 相似文献
13.
1999～2002中国新诗状况述评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谭五昌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6(4):22-30
1999至2002年的中国新诗在写作实践与理论批评领域表现出极其活跃的态势,并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逐渐发展成型的“多元化”格局。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诗歌界,出现了“书面语写作”、“口语写作”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复合型写作”这三种诗歌写作风格与倾向,并呈现出相对立疏离又互补互渗的复杂情状;与之相对应,在诗歌批评领域,也出现了“学院化批评”、“本土化批评”,“个人化批评”等不同的批评路向与多元化的批评格局。作为近三四年来值得关注的诗歌事件,“盘峰论争”、“龙脉诗会”、“衡山诗会”、“沈韩之争”、“70后”诗歌运动、“下半身”诗歌运动、“中间代”诗歌运动等在诗界引起争议与反响的“诗歌现象”,直接对当下的诗学建设与诗歌写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一些负面效应,并在一种复杂的“合力”作用下,有效地促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新诗整体上良好态势与局面的出现与形成。 相似文献
14.
唐莉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9(1):81-85
论文以整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为背景,从文学与时代精神及其自身内部嬗递的矛盾张力中探讨新诗在白话诗、自由诗、现代汉诗三种命名形态下的生成状态和自我建构。 相似文献
15.
刘进才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8(3):79-82
梳理了新学第一个十年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的整个概貌，重点考察了早期的白话自由诗到现代格律诗理论发展的历史线索，尤其是以宗白华、李思纯等为代表的对新诗音乐美与自然音节的重视，为以后闻一多的格律诗理论奠定了基础，如果说白话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论侧重对新诗形式方面的探讨，而以穆木天为代表的“纯诗”理论则对诗歌的内容方面作了有益的探询1917－1927年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已经崛起，并开始形式多元化的格局，以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创造与诗歌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 相似文献
16.
李雁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3(1):42-45
中国现代纯诗体是指20年代到30年代在诗坛上出现的一种新诗体式,是中国纯诗运动的成果。纯诗体受西方现代唯美主义文化的影响,认为诗歌的本质是美,诗歌是超功利的;在创作上注重形式与技巧,并和本土的艺术观念加以调和,形成了纯诗体的内外兼美的艺术品质。在诗歌的节奏上,纯诗体注重诗歌的节奏美;在表达技巧上,纯诗体讲究语言的＂音＂、＂色＂等元素的表现能力;在意象的组织上,纯诗体主张一种特别的逻辑＂诗的思维术＂、＂诗的逻辑学＂。纯诗体对现代诗体的建设具有一定意义。 相似文献
17.
徐志摩在诗歌语言的艺术化、诗歌体式的多样化、诗歌结构的规范化和诗歌技巧的纯粹化等方面所作的创造性努力,是其他中国诗人所不能替代的。徐志摩的诗是中国新诗由粗劣的语言到艺术的语言的转折性标志。徐志摩诗歌的艺术美在当时就具有形式美建构上的现代性意义。徐志摩对新诗发展理论的探索、对新格律诗创作的尝试以及对新诗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徐志摩的诗创作是对"五四"新诗和新文学传统的一种发展,并使之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水平。 相似文献
18.
杨四平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9(5):90-96
被理性与非理性痛苦地纠缠着，是食指诗歌精神的实质性内核；而表现在诗歌主题上就是“从凄凉中看到悲壮”。这种精神和主题的文学史价值就是为新诗创造了新传统。而且，对于食指来说，诗歌写作的意义是一种释放和治疗。 相似文献
19.
刘悦坦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2(1):106-112
《女神》研究中的众多“共识”已经停滞了对《女神》的进一步深入认识。《女神》的“横空出世”,横扫的不只是旧体诗,它还终结了同时代的早期白话诗,这使得中国现代新诗没有从直白浅露的“白话”起步,而是从一种自由创作精神起步。《女神》在五四新坛出现的意义在于它以对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的诗化开了一代诗风,这与《尝试集》等新诗集有着根本的不同。《女神》带给中国新诗发展的真正影响在于现代诗性思维方式对新诗创作艺术构思的革命。 相似文献
20.
彭晓川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9(5):35-38
中国新诗在它发展的过程中，承受的“非诗”的负载实在太多。文艺理论上的各式各样的“论”，各式各样的“主义”，使诗歌疲于应付这些需要，弄得六神无主，至于诗的本体特征究竟是什么，反倒无关重要了。新时期诗歌领域，追赶“主义”新潮，吃了苦头，也出现过一些偏差。困扰文学创作的，还有个“文化”问题。渗透在诗歌中的文化，应该是一种超越于狭隘地表文化的大文化，是一种笼罩全篇的氛围，一种深层次的意蕴。如果把地域文化的表面现象，放到作品中去展览，使艺术创作混同于考古学与民俗学，反倒是破坏了文化，没有文化了。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