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查询到20条相似文献，搜索用时 31 毫秒
1.
（续上期）《大公报》对蒋介石“大帮忙”最著名的一例,就是它在西安事变时候的言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这种事例更多。它就晋南战役挑起的这场笔墨官司,乃是这种行径的典型的“杰作”。曾经长期为《大公报》撰写文章并和张季鸾有过密切交往的陶菊隐说：“１９３... 相似文献
2.
《大公报》依附国民党，对蒋介石集团“小骂大帮忙”的政治态度，是由其本身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所决定的。曾在这家报纸长期担任负责职务的王芸生、曹谷冰在其所著《１９２６－１９４９的旧大公报》中说：《大公报》“是根植于大资产阶级的土壤中的。它属于大资产阶级，必然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在这个历史时期，一张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性报纸，同这一时期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蒋介石搭上关系，乃是逻辑的必然。一般人说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是政学系机关报，其实它已超过了这种境界，而是直接为蒋介石的利益服务的了。”这篇长文谈到… 相似文献
3.
《大公报》“敢言”传统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底蕴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大公报》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份著名的文人报纸 ,一贯奉行“言论报国”的宗旨 ,在长期的办报历程中 ,逐步形成并巩固了个性鲜明的“敢言”传统。这一传统贯穿于《大公报》的整个言论实践之中 ,成为《大公报》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从“敢言”传统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底蕴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试图勾勒出《大公报》“敢言”传统的基本面貌 ,为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一点思路。 相似文献
4.
抗战时期《,大公报》作为中国中间势力的舆论代表,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她本着“言论报国”“、新闻救国”的办报志向和“文人论政”的办报信条,拥戴国民党蒋介石为国家中心,积极反苏反共,对国民党又骂又帮。“七七事变”爆发后《,大公报》本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原则,义无反顾地成为“百折不挠的主战派”,公开主张“和日阀撕拼”“、打到日本服输认错,悔过自拔”。整个抗战期间《,大公报》为共赴国难,曾经5次搬迁,天津、上海、汉口、香港、桂林等馆的资财设备,全部委弃,历尽艰险,没有在敌人统治下办过一天报… 相似文献
5.
揭密张季鸾的秘使身份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大公报》主编张季鸾,抗日战争中因言论爱国倍受尊重,其丰富的日本知识和全面的对日见解,成为蒋介石对日外交的布衣顾问,甚至曾于1940年8月底秘密担任蒋介石的对日“媾和”秘使,成为抗日战争过程中蒋介石惟一一次主动对日“媾和”的全权代表。虽然这次“媾和”行动失败,但此次活动对考察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关系,以及更全面认识张季鸾的新闻思想会有极大帮助。 相似文献
6.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至今已有103年的历史，是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崇高声望的报纸。在她的103年的历史当中，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段，影响最大，声誉最隆，是《大公报》报史中的最光辉的一页。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和《大公报》当时的领导人费彝民谈到《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的表现时，就曾经肯定地说：“她是爱国的”，“她是坚持抗日的”。毛泽东在1941年张季鸾逝世时发给《大公报》的唁电中，也肯定张在《大公报》的言论，“坚持团结抗日，功在国家”。这些都是对《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的最权威的肯定。 相似文献
7.
周恩来和张季鸾都是留日学生，但他们之间的交往，却是在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即 1938年于武汉开始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季鸾预料上海必将失陷，决定增出《大公报》汉口版，“以树立战时言论之中枢”。“八一三事变”后四日，仅率两位同人，冒险离沪，“舟车毛驴，病不辍行，兼程抵汉”，终于 9月 18日创刊《大公报》汉口版，并独力主持该版言论。翌年 1月 11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与积极努力下，《新华日报》也在汉口创刊发行，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报纸。 10月 17日日军逼近武汉，《大公报》汉口版… 相似文献
8.
长期以来,《大公报》头上顶着“小骂大帮忙”的帽子,并且因在抗战初期的“缓抗”言论,历来饱受批评,这些事实容易给人们一种误解,即《大公报》宣传抗战不力。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虽然由于抗战时期战事频仍,《大公报》的出版地一再变迁,由津至汉、渝、至港、桂;由于战时纸张匮乏,版面也一再缩小,由十四版缩为四版。 相似文献
9.
《大公报》(桂林版)是一份高度重视抗战救国,以“国家利益”为宣传中心的民营报纸.通过详细分析《大公报》(桂林版)言论在抗战中的舆论影响,重新评价《大公报》(桂林版)言论的独特价值和历史地位,并指出该报舆论监督本地化和即时化的特点,为当前舆论监督的异地化、延时化提供借鉴. 相似文献
10.
它是一张“文人论政”的报纸 在旧中国,《大公报》一贯标榜自己“不党、不私、不盲、不卖”,是一张“文人论政”、“以文章报国”的民间报纸。因为它敢于痛骂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中央日报》曾多次刊登文章责骂《大公报》和王芸生“其主义为民族失败主义,其方略为国家分裂主义”,“助长动乱,危害国家。”他们公然连续发表“一查王芸生”、“二查王芸生”、“三查王芸生”的社论,指责《大公报》为共产党“张目”,是新华社的“应声虫”。 有人说《大公报》曾给国民党帮过忙,那是指《大公报》也登过一些反共言论。早在1941年5月,王 相似文献
11.
张季鸾是中国新闻评论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新闻生涯丰富多彩,先后或参与或创办或主持过《夏声》杂志、上海《民立报》、北京《民立报》、《大共和日报》、《中华新报》、《新闻报》、《大公报》的编辑工作。尤其是在1926年和吴鼎昌、胡政之接办《大公报》后,主持《大公报》言论达15年之久。1941年《大公报》获得殊荣,被授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外国报纸奖,这是对张季鸾先生最好的肯定。1941年9月他去世时,周恩来、邓颖超曾送挽联一副,上联是:“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对张季鸾先生赠予了“模范”的高度评… 相似文献
12.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在重庆举行的和平谈判,重庆乃至全国新闻界对此都予以极大关注。不过由于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不同,关注的姿态不尽相同。本文旨在分析《大公报》对“重庆谈判”的态度,通过与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相比,显示其民间报纸的内在特征。 (一) 迫切地希望毛泽东到重庆来,是《大公报》关注“重庆谈判”的第一个特点。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国家大计”的第一封电报(寒电)发出后,重庆新闻界没有作出任何反响,就连《中央日报》也是如此。8月16日,《中央日报》和重庆各报都只刊登了中央社的新闻稿和蒋氏电报全文,而《大公报》除此之外,还在当日社评《日本投降了》中用充满激情的语句论及了蒋氏电报:“在我们欣庆胜利到来 相似文献
13.
提起新记《大公报》,人们讨论最多的是它充满自由主义精神的犀利言论和“四不主义”的办报主旨,甚少论及被《大公报》同仁视为报业第一要务的新闻报道。《大公报》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和高效率的报道流程,同样体现了报纸独立的舆论立场、高尚的报格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昭示了它作为一份现代专业化报纸的成熟。解放 相似文献
14.
“小骂大帮忙”长期被用来作为对新记《大公报》所持立场的评价。检视《大公报》 192 6～ 1949年间的实际表现 ,不难发现 ,《大公报》对国共两党都有“骂” ,也都有“帮忙” ,要衡量“大”与“小”是困难的。分析《大公报》的办报思想 ,它基本坚持了其创刊宣称的“四不主义” ,也找不到“小骂大帮忙”的理论来源。本此两点 ,“小骂大帮忙”不是对于新记《大公报》客观和科学的评价。 相似文献
15.
《大公报》(桂林版)言论在体裁上主要包括社评、星期论文、短评、读者论坛和读者投函.此外,《大公报》(桂林版)在言论上杰出的说理艺术和富有感染力的行文,被读者广泛称颂. 相似文献
16.
《大公报》初创时期,为规避清政府对国人自办报刊的迫害,英敛之接受了来自法国在华天主教会、法国领事馆等法国在华势力的多方“助力”,但随着办报的深入,他所坚持的“报刊救国”理想与法人意欲培植《大公报》为在华利益代言人的企图产生了激烈冲突。为摆脱法人对《大公报》的干预,英敛之借助日本在华势力,最终将《大公报》从法租界搬入日租界,并在此后的报刊出版经营中保持与日租界势力的距离,防止日租界势力对《大公报》的干预,为《大公报》在北方言论界声誉日隆奠定了基础,也为国人租界独立办报提供了成功借鉴。本文以《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为基础史料,考察英敛之的办报历程,指出在清末特殊环境下,租界华报报人已具有明确的独立办报意识,并为实现“报刊救国”的理想努力探索一条摆脱外人干预的路径。 相似文献
17.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9天内连续发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商国家大计”,对于蒋介石的意图,毛泽东、党中央十分清楚。要不要理他呢？中共对争取和平有着真诚的愿望,对时局也有清醒的认识,但是一般善良的人们特别是国统区的老百姓,是不了解蒋介石的真实意图的。1945年8月22日《大公报》发表评论说：“日前得知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指8月14日第一电报）,大家为之兴奋,希望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哿电（指8月20日第二次电报）,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既感慨、又兴奋。”评论称蒋介石的电报“蔼然诚坦,溢于言表”。又说：“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上述言论,反映了人们的良好愿望,期望中共顺从民意;如果不去,无以揭穿蒋介石的阴谋,这是促成毛泽东应邀前往的重要原因。 相似文献
18.
19.
《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总被引：5，自引：0，他引：5
新记《大公报》自1926年创刊始,以“四不主义”之主张,“文人论政”之立场,“公众、国家利益”之观点誉满华夏,却因抗战爆发前后昭然之“拥蒋反共”姿态而引后世诟病,其关于“西安事变”同期报道(1936年12月13日至1936年12月28日)向来是史家借以支持“拥蒋反共”论点的典型案例之一。就《大公报》在“西安事变”报道中的舆论导向, 学界已形成定论:吴廷俊称其为“高唱‘蒋之人才,绝无仅有’论”,《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作者任桐认为《大公报》所持为“拥蒋立场”,几篇社评“又完全是站在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立场上说话的文章”。[1] 相似文献
20.
“小骂大帮忙”这顶十分沉重的政治帽子压在《大公报》头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至今还流传于人口。几个月以前，还有人写文章，指责《大公报》反共。一个多月以前，还有人在文章中叹息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今３０余年过去了，某些人硬加给《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的帽子至今还没有摘下去。”可见并不是我危言耸听，而是众口铄金，积重难返。现在是该彻底摘掉这顶帽子的时候了。先说骂。《大公报》对国民党不光是小骂，也有大骂。有时甚至是怒骂、愤骂和痛骂，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２日发的那篇谴责国民党政要及其家属用飞机运“箱笼洋…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