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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应德国阿登纳基金会邀请,我随上海财经记者代表团前往德国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行程虽然短暂,效率却非常高,代表团一行6人穿梭在法兰克福、波恩、柏林、汉堡和慕尼黑5大城市之间,顺利完成了对30个机构的登门拜访,这其中有一半是媒体单位。陪同代表团的是阿登纳基金会上海项目办事室主任Thomas Awe先生。中文名叫魏特茂．说快了和“为什么”有点音近,一位十分热情、友好和幽默的德国人。他在路上说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搞笑段子”：有个中国小女孩问他为什么叫“为什么”。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叫“为什么”;反正叫魏特茂,不要问为什么。玩笑归玩笑,魏特茂先生还是常常令我们感受到德意志民族严谨的一面。所谓“走在钟表上的民族”：他时时处处扮演掐秒表的角色,一看我们问个不休、无意刹车的时候,就会当机立断插话进来,“还可以问最后两个问题”。若问“密集访问”为什么能够做到环环相扣？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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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电视、报刊上可以看到,对那些违法乱纪的人曝光时,尤其碰到干部,往往脸上蒙有一层“遮羞布”,其目的是让广大观众看不清这些人的真实面孔,给他们留点脸面。笔者认为,这块“遮羞布”应该摘下。 古人说:“人有脸,树有皮。”人的面子靠自已去挣,单位、国家的面子靠大家共同去挣、每个人的面子挣来了,单位、国家的面子也就有了。而那些违纪违法、行贿索贿、贪污腐败、嫖娼赌博的人,不顾党纪国法,不但自己的脸面不要,还给党和国家丢脸,像这些人为什么还要给他们蒙上“遮羞布”?何必为他们留脸面?其实这些人不但要摘下“遮羞布”,而且要用“特景”给予曝光,让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的真实面目。自己不要面子,那么就让他丢丢脸又何妨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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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上半月)》2009,(8):22-24
"他们什么都不缺,恰恰缺少意义和追求.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在前方等待着他们.于是他们想:为什么我们活着呢?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父亲辛辛苦苦干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去做?我自己如果有喜欢的事情我要去干,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喜欢干的是什么东西.我就喜欢飙车,那么飙车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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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社会上发生过一场争论:新闻工作算不算一门科学,或者说,新闻工作“有学”还是“无学”。经过新闻界的一番有根据的论证,新闻工作被承认为一门科学了,新闻工作的确“有学”。那么,广播工作算不算一门科学呢?广播“有学”还是“无学”呢?如果承认广播工作是一门科学,或者说广播“有学”,可以成为广播学,那么,它和新闻学是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新闻界,乃至广播界内部,意见并不一致。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上也好,新闻界也好,对广播工作的历史、实践和理论缺乏了解;另一方面,我们广播工作者对于自己从事的这门科学也研究得不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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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广播广告似乎已经走入了困境。就连广播人自己也认为广播是一种夕阳媒体。有些广告公司在为客户制定媒体计划时,也很少把广播包括在内,似乎广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媒体。那么,广播广告是不是真的到了穷途末路呢?如果我们把广播的广告时段看成商品,分析听众喜欢广播和广告主选择广播的理由,就会发现:广播还是拥有众多的听众。因为,站在听众的角度,广播有众多富有个性的节目主持人,几乎每一个电台都有听众喜爱的名牌主持人,这是一个电台宝贵的资源之一;广播由于携带方便,“可以边听边干别的”;听众还可以利用电话或传真等和电台交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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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中的温暖故事——上海曾接纳三万犹太难民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有道是:华夏之德,不思远征而不拒远援.近来,德国人接纳、救助叙利亚几十万难民的新闻报道成为热点,殊不知,“二战”时期,上海人民曾接纳过三万多被纳粹追杀的欧洲犹太难民.那么,在旧中国的悲情岁月里,有着怎样的温暖故事呢?
何凤山:核发“救命签证”
1937年,欧洲上空已战云密布,纳粹德国肆虐横行,掀起反犹恶浪.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不久,希特勒命各国驻奥使馆,一律改为总领事馆.5月,南京国民政府委任原使馆代办何凤山为总领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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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份,我有幸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代表团访问了瑞典、芬兰、奥地利等国家,作为一名广播工作者,这次访问中最令我兴奋的是:在那里,广播已完完全全地走出低谷。访问期间,特别是在芬兰,许多广播界的同行介绍说:在我们这里,广播听众的人数远远多于电视观众,没人认为电视可以取代广播了。开始我以为,我们拜访的多是广播工作者,没有跳出“夜郎国”,情景未必象他们描绘得那么好。后来,我们拜访了芬兰广播公司总经理巴西林那先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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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这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的。一个传媒集团,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王国。这个王国需要有关心脚下事情的人,但不能没有关注天空的人,否则,是没有未来的。用现在流行的话可以理解为“思想境界决定高度和广度”,更通俗些可以理解为“理念先行”。对电视节目而言,江苏广电总台的东方情人节”和《绝对唱响》只是一小步。但就情感文化产业来说,它们跨出了一大步。缘起:差异化定位2004年2月28日,江苏卫视在新闻发布会上首次以“情感特色频道”亮相。在当时的背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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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事情常常是这样:我愿意的、应当的却不能够,能够的我又不愿意。我们怎么可以老去考虑“应当怎么样”呢? 现在有好多书我看不懂,(冯亦代插话:你不必示谦,看不懂的不是你一个人),我读德国的形而上学的东西比如康德的“三大批判”都没有那么费劲。我也曾对一些书进行语法分析,分析后才发现,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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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广播特写制作人岩斯·亚里许创作的《生活方式——越南人为什么不穿阿迪达斯鞋?》,获得了2006年欧洲最佳广播特写奖。这个作品之所以获奖,首先是因为题材本身非常有力量,其次是作者表达很有个性,很独特。岩斯调动了自己有关这个题材的全部积累、感性认知和理性的分析,使这个题目成为他"自己的题目",使之具有独特的视角、独特的体验、独特的思考和独特的表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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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时任中央电台台长的左漠野同志重提“广播要自己走路”的方针。为什么叫“重提”？因为早在1950年,中央主管新闻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就提出“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的指导思想。根据这一思想,左漠野台长首先抓了广播记者自己采写新闻的工作,当年,中央电台的广播中就出现了“本台消息”,接着他就开始抓广播人自己写评论的事。1980年8月18日,中央电台成立了评论组。我被指定为组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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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现实世界有很多方法,经济学只是其中的一种.现实世界里有穷人和富人,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有的人会穷,有的人会富呢?是不是富人创造的财富就多,穷人创造的财富就少呢?如果富人没有创造那么多的财富,他们是怎么变富的?穷人又是怎样变穷的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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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儿子拿着一本画册来问我:“天使为什么长着一对翅膀?”我说:“因为天使在传播爱,人间太需要爱了。”儿子想了想,摇摇头说:“不对,天使太小了,他做不到。”儿子又问:“他为什么要拿着箭?”我说:“天使的箭射穿两个人的心,他们就会相爱。”儿子又想了想,摇摇头说:“把心射穿人就死了,怎么去爱呢?”我惊讶地看着儿子,却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反驳他,因为这是他的眼睛从画面上得到的最直观的印象。但是如此直观的东西,大人怎么就忽视了?突然就想起一本书上说过的话:面对孩子的眼睛就是面对上帝的审判。在《皇帝的新装》里,指着不可一世的皇帝说“他没有穿衣服”的是一个孩子,而不是勇士。报纸上也有过这样的报道,某地发生了一起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将自己洗脱得天衣无缝,但是,公安人员拿出作案现场的一件凶器时,孩子马上说:这把钳子是我爸爸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这句话将爸爸送上了断头台,因为他是孩子。孩子眼睛里的一切,既没有主观臆测也没有人为虚拟,只有事实,连灰尘也不可能掺进去的真实。所以,我很害怕孩子的眼睛,它流出的不管是欢喜或者悲哀,都会让人的灵魂哆嗦。所以我固执地认为,将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等等加在一起,也无法诠释现代文明的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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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后,广播是不是像社会上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广播已走到了尽头,并成为公认的“弱势媒体”?本文作者郑军的回答是:“广播的应用价值还远远没有穷尽;广播的魅力也远远没有退出21世纪,相反,它的功效也将会越来越大。”因此,他在该文中不仅提出了战略创新的办台新理念,还就“争夺移动收听群和节目的科学设置”等战术目标的实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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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在如何处理二战后期即将战败的德国和日本的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明显不同:一方面是不遗余力地摧毁德国的“文化特殊性”,使其不可能成为为纳粹德国的罪行进行辩护的理由;另一方面,又以“文化特殊性”为托词,以保留日本的天皇体制以及大部分帝国时代的行政机构。换言之,德国民族的心理结构在被摧毁之后再按照“西方”的模式重新建构起来,即德国人开始以“西方”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历史,发现那是一段罪恶史;但日本民族的心理结构并没有被摧毁,日本人更多地以自己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历史,结果总是发现自己无罪。但在所谓“民族特殊性”或“文化特殊性”之外,有国际社会的共同行为规则和道德规范。新日本的深处依然保留着一个旧日本,这使日本人总是自闭于国际社会的共同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当认罪的德国人劝说不认罪的日本人“转变自己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时,我们看到,德国人已完成了其对历史的反思,以国际社会的一个负责任的成员身份重新出现于国际舞台。而日本之所以见斥于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社会,是因为它至今也没有完成这一过程。程巍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