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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慧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3,(2):41-44
2002年11月21日、22日,京沪两地从事科学文化研究的学者聚集上海,举行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会后发表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此宣言的发表引发了大陆一些学者的关注,地质学家陶世龙在他的一篇题为“一份奇怪的宣言”文中置疑这次学术研讨会为什么可以称为代表会议?清华大学的赵南元将这12位正式代表冠以一个称号——“反科学文化人”。但在另一些学者眼中,他们认为此份“宣言”仍不足以对目前盛行于中国的“科学主义”及其危害构成根本性的动摇,虽然他们表示欢迎“宣言”的出场。 我们认为在科学权威高于一切的这个时代里,这12位学者“宣言”的背后,绝不仅是他们的勇气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泛泛的意义。“宣言”提出的问题是值得我们、甚至是全社会、尤其是科学家们关注的。从这份“宣言”里我们会联想到这样一些问题,比如人们希望中的科学与现实中的科学其本质区别是什么?科学应该在整个人类多样性文化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信赖科学与去信仰一门宗教之间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反科学是反科学中的什么?“科学主义”是现代人人都具有的一种精神气质吗?如果我们从前忽视了这些问题,或者即使曾经涉猎过这些问题,但在今天,当我们再次思考和梳理它们时,一定会丰富我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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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与中心之争 总被引：5，自引：0，他引：5
吴国盛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0,(4):51-53
8月20日,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座谈会”,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会议室举行。各学科专家与相关领域的学者、科技工作者、爱好者等70余人到会,争相发言,气氛热烈。 正在北京访问的国际科学史学会主席苏巴拉亚巴教授也莅会发言,畅谈了自己对这一领域相关问题的重要看法。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是近年来科学史学、科学哲学、中外文化交流及传播学界颇为关注的一个“热点”：有的强调近代科学的方法论特征,断言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有的坚持科学的知识性、系统性、真理性追求,侧重于客体的统一,肯定中国古代的数学、天文学、农学以及某些技术科学等等,应该列入“科学”的范畴。学者们见仁见智,专家都踊跃赐稿。本刊编辑部一贯坚持平等对话、鼓励创新、大胆探索、尊重真理的学术态度,特将座谈会主要专家发言及赐稿中的代表论点,集中刊发在这里,目的仍然是抛“玉”引“玉”,资源共享,信息共建。希望海内外专家就这一问题,继续研究,并不断引向深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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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科学传播研究主要依托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学术背景,侧重于考察和反思科学传播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在科学传播研究经历了30年发展后,原来忽略这一领域的传播学研究者,正在以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为基础,推动科学传播的科学化。这些学者考察了人类接受科学信息的心理机制、科学政治化对人们掌握科学的影响、价值和信任在公众接受科学知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测度、以及基于实证研究的科学传播解决方案。科学传播的科学对于走向快速发展轨道的中国科学传播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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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地科学”研究述评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殖民地科学”是日本学者在研究科学技术与帝国主义问题时使用的概念，指的是帝国主义宗主国在殖民地所运用、移植和发展的科学技术。本文介绍了“殖民地科学”这一概念的由来与发展，按研究对象所处地域，就目前日本学者“殖民地科学”研究中的主要观点，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评述，强调在我国应重视对“殖民地科学”的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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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杰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11,1(4):106-111
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之一）。这同时也就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基本社会属性,即当代科学正在成为“人民科学”,为民所有、为民所享、为民所治的科学。而要实现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传播。因此科学传播对科学和社会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传播中心刘华杰教授2011年6月在四川绵阳科学城举行的第三届全国科学传播学学术会议上提出了“科学传播的第四主体”的概念,引发了我们对科学传播活动的目的、效果、价值等方面的思考。为此我们特刊发刘华杰教授的“论科学传播系统的‘第四主体’”一文,并组织部分专家学者对此进行讨论,以期达到求同存异、百家争鸣之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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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光璧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7,(2):45-47
中国文化已经对世界产生了影响，并还将会产生影-向，多年来成为了中外学者的一个共识，也是社会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这一期和下一期的“科学文化”栏目里，我们希望能够就“21世纪里，中国文化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世界”这一话题展开多学科学者的讨论。
为有利于讨论，本栏责任编辑从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费孝通、季羡林的著作中摘录一部分作为附录，希望能够让读者看到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大家学者对这个相关话题的一些思考。[编者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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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为科学传播
虽然科学传播的研究日渐活跃，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于科学传播都没有明确的定义，甚至连提法都不太一样。譬如在国内，有使用“科技传播”的，有使用“科学传播”的，也有专门研究“技术传播”的；在国际上，英中有“Se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ion”（STC），有“Science Communication”，还有“Scientific Communication”和“Technical Communication”。国内学刘华杰认为：“因为我们更强调的是科学观念和科学事实的方面，不更多涉及实用技术的普及，不直接讲’技术传播’或’科技传播’，只是’科学传播’。但这不妨碍其他任何人或单位用别的称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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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文章对“科学语境”、“科学修辞”、“科学隐喻”相关论文进行了调查统计分析,给出了中国关于这三个主题的研究概况：这三个主题研究的时间较晚,而后有了一定的发展;对于大多数单位来说,主要是个别学者从事这三个主题的研究,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有限,而山西大学已经形成了团队研究的态势,是我国在这三个主题研究上的重镇,在郭贵春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引领下,研究团队成员在上述这三个主题上开展了系统性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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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美国学者切萨布鲁夫提出著名的“开放式创新”概念.他借用科学哲学中“范式转换”的概念,阐述了当代技术创新正在发生的新变化.以科学历史主义的视角考察这一范式转换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大科学计划的实施对工业技术创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它改变了工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工业技术知识的生产、分布、传播和市场化等各个重要环节,改变了大学的形态,推动了由封闭式创新到开放式创新的范式转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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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理念近年来得到很大发展,以社交媒介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为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在新媒介背景下,学者们研究了影响公众理解和参与科学传播中的诸多重要因素,本文对国外学者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出科学传播实证研究的基本框架和范式,从而有助于未来深入地进行理论研究和在中国的实践应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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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文化的视域重新解读梁启超 ,是不同于历史、政治、文化等传统视角以认识历史人物多元侧面的新路径 ,也是通过人文学者理解科学文化的新尝试。本文以梁启超结缘科学与投身文化事业为主线 ,揭示其科学观、科学方法、科学传播、科学认识论及对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的探索。进而指出以人文情怀为基石的科学精神与内在的“文化理性”是构成梁启超在中国思想、文化及民族精神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的动力所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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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小军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11,1(4):118-119
刘华杰教授认为科学传播先后经历的三种模式（模型）体现了三个层面的利益诉求，即国家、科学共同体等组织、公众。在《论科学传播系统的“第四主体”》一文中，刘教授认为应该有超越于这三个层面的第四层面（或者“第四主体”），“第四主体”的诉求是所谓“文明精英”的诉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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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探索不容侵犯。这是一个常识。然而,遗憾的是许多以真理主人自居的所谓学者,却频频对民间科学探索者发难,说“民间科学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也无意接受系统的科学训练”、“他们不是‘哥猜家’而是‘割菜家’”、“他们生存能力通常很差,有人甚至年过四十还要依靠父母、妻儿来维持生存”、“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在沙滩上盖楼”……这种将民间科学家妖魔化的霸道做法,确有文革栽赃诬陷之遗风。他们轻易地给“民科”贴上了“非科学”的标签,扣上了“伪科学”的帽子,我不禁想问:研究“永动机”有什么错,我就是喜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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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这一研究领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近年来,科学传播领域的三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公众科技传播会议(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PCST),科学传播会议(Science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简称SCC)和科学传播学会议(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简称SSC),吸引了世界各国对科学传播议题感兴趣的研究者们展开多元探讨,共同谋划科学传播的未来。本文试图就这三大会议的主旨与议题进行分析,探寻国际科学传播研究关注点的发展及其趋势,并提出对于中国科学传播研究及发展可能的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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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社会治理离不开有效的科学传播。传统的科学传播是“赤字模式”,旨在通过科普以填补公众在科学知识上的赤字。这种模式割裂了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对所传播知识的准确性要求高而时效性要求低,缺少科学界与公众的对话。这种传播模式的缺陷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中显露出来：科学家对知识生产的高度重视和对科学传播的相对忽视,影响了科学界对政府和大众决策所需知识的供给;在有限的科学传播中,科学用语与社会语言的隔阂,引发了大众对疫情风险的误解。因此,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需要科学传播从赤字模式向对话模式和知识共同生产模式转型,融合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在传播中充分考虑社会情境与科学情境的差异,实现及时和有效的科学传播。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