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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赓虞是20世纪20年代天津“绿波社”的诗人,1923年开始与同人合出新诗集。他的诗多写绝望的,厌世的,烦乱的,病废的情感。在中国新诗发展的较早时期,诗人们还忙于用白话寻找“诗”的时候,于赓虞已率先去诗中寻找生命的感觉,用诗描画生命各样的色泽,在诗中聆听灵魂的声音。他所坚守的“为诗而诗”的艺术观,使他的诗在20世纪20年代就进入了纯粹的诗歌世界,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纯诗”的先锋诗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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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光启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9,29(2):42-46
新诗其实有“自己的传统”,这一传统即20世纪四十年代朱自清先生说的：“二十多年来写新诗的和谈新诗的都放不下形式的问题”,这个“传统”序列上的诗人是陆志韦、徐志摩、闻一多、梁宗岱、卞之琳：冯至、何其芳、吴兴华、林庚等,这些诗人重视新诗的“诗形”建设,不懈地寻求现代汉语诗歌的形式秩序。新诗的这一“传统”对于目前当下中国写诗忽视诗歌形式问题、过于“自由”的风气,应有警示与纠偏之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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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蔚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7(5):44-49
“纯诗”是“性灵”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它追求“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美不言”的至高审美境界,纯粹美的艺术理想。20世纪中国诗歌在法国象征主义“纯诗”那里找回了自己民族纯艺术传统的文化记忆,目的却多在寻找合乎现代性要求的、新诗形式建构的多种可能。中国化“纯诗”的时代命运表明,新诗回归文学本体之路,是20世纪中国诗歌一次颇为艰难的文化之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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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宇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2(4):93-97
“纯诗”的综合发展是中国新诗发展吏的一条主线。这种传统从20世纪20年代“纯诗”首倡之时即已建立,到40年代表现得更加自觉和明显。以袁可嘉、唐湜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明确强调建立平衡的诗歌美学特征,在诗歌主题内容方面采取宽容综合的态度,试图建立纯诗的“高度综合的性质”和“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走出了一条更具民族性和现实性的“纯诗化”道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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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现代主义诗潮曾一度致力于诗情智性化的审美探索。这是30年代诗潮的一个主流趋向,它因深刻地开拓了“五四”时期的说理诗和警句诗而被金克木命名为“新智慧诗”,其特点是: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极力避免感情的渲泄而追求智慧的凝练,情智合一。卞之琳先生是中国新诗坛20世纪30年代奠定这一审美趋向的重要诗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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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珂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9(1):32-37
中国散文诗是中外文化在新诗革命特定时期契合的产物，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具有诗化和散文化的双重特点，特别是在外形上具有散文的形体，在文体功能上与诗的抒情功能有殊途同归之处。20世纪中国散文诗经历了从散文化的诗到诗化的散文的发展轨迹，其文体建设经历了一条曲折之路。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散文诗的非独立文体的存在方式一直影响着新诗的文体建设，加剧了新诗的“自由化”和“散文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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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蔚 《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5):53-57
于赓虞是20世纪20年代天津“绿波社”的诗人,1923年开始与同人合出新诗集。他的诗多写绝望的,厌世的,烦乱的,病废的情感。在中国新诗发展的较早时期,诗人们还忙于用白话寻找“诗”的时候,于赓虞已率先去诗中寻找生命的感觉,用诗描画生命各样的色泽,在诗中聆听灵魂的声音。他所坚守的“为诗而诗”的艺术观,使他的诗在20世纪20年代就进入了纯粹的诗歌世界,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纯诗”的先锋诗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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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蕾 《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20(2):101-102
从20世纪80年代末,新诗开始遭遇危机,逐渐失去市场,日趋边缘化了。人们苦苦思索中国新诗的出路在哪里,十几年来论争不断。文章围绕着对待传统新诗是要继承还是革命、诗与非诗、自由诗与现代格律诗、下半身写作、网络诗等几个当下最为引人注目的论争展开论述,以供人们思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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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卫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7(2)
中国的新诗发展至今只有百年的历史,其间又走了许多弯路,但是,它凝聚了几代思想者和文学巨匠们的艰苦探索。特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新诗创作及理论探索,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启示。朱自清就是其中一位突出的代表。他主张“诗是跟着时代,又领着时代的”;“新诗运动从诗体解放入手”;“诗要有深美的思想做血肉”等新诗评论及理论研究,这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新诗理论建设,还是对新诗创作和发展的指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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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忠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3(5):92-94
在20世纪初期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三种流派的新诗：自由诗派以创造完全解放的新诗体奠定了中国新诗的基础;格律诗派总结新诗运动的经验,对白话诗进行了反思与重构;象征主义诗人作为一支崛起的“异军”,为中国新诗开刨了新的诗风。“三大流派”诗人们的共同努力,促进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新诗的大繁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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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颂德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2(1):30-33
著名诗人臧克家是我国20世纪重要的新诗理论批评家之一。他的新诗形式美学观经历了20世纪30、40年代的滥觞期，50至70年代中期的发展期，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成熟期，先后提出了“不赞成要一定的形式”、“诗要三严”、“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诗要三顺”等新诗形式的主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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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祥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鲁迅在他的许多杂文、书信中经常有关于新诗建设的精辟见地和批评。在“民七的新诗运动”中。他与新诗的创导者一起,亲自参加新诗的创作实践。在20年代中期,他还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的一本散文诗集《野草》,本文就鲁迅诗论、诗评、诗作三个方面对中国新诗发展史的影响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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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少隽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26(1):39-41
文章从报刊媒介的角度考察新诗的传播,立足于诗内,从新诗本体与新诗理论建设两方面,具体分析了在“五四”新诗传播活动中报刊对新诗传播的影响。这为我们全面理解“五四时期”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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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现代主义诗潮曾一度致力于诗情智性化的审美探索，这是30年代诗潮的一个主流趋向，它因深刻地开拓了“五四”时期的说理诗和警句诗而被金克木命名为“新智慧诗”，其特点是：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极力避免感情的渲泄而追求智慧的凝练。情智合一。卞之琳先生是中国新诗坛20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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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堪为诗的故乡、诗的国度,诗人数以万计,写诗成千上万首者不可胜数。但诗人及其作品能否为世人广泛传诵,并不一定取决于其写诗数量的多少、诗作的长短。诗言志,诗抒怀,诗贵在能感动人的心灵。乾隆皇帝的诗超过万首,但有几人能记诵他的诗?荆轲、刘邦、项羽,这三人每人仅存诗一首,可他们的诗却古今流传、众口吟诵。诗不在多,有“仙”则名。荆轲的两句诗——《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首诗见于《战国策·燕策·荆轲刺秦王》,后人称之为:《易水歌》。此诗是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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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涛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3):116-125
《晨报·诗镌》创办于1926年4月1日,在后来的新诗史叙述中,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新诗格律、音节的实验上,这似乎是一种已被“锁定”的常识。然而,《诗镌》的诞生恰恰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不久,创刊号上也集中发表了闻一多、饶孟侃等人回应惨案的诗文。按照闻一多的说法,“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之后《诗镌》的创立,不单是一种“碰巧”,更有诗学上的内在相关性。回到历史的语境中,梳理闻一多等人在“三一八”前后的政治参与、诗学思考和特殊的诗体实践,能更完整呈现《诗镌》群体新诗“创格”的意义,也能从一个侧面,揭示20世纪20年代中期剧烈历史变动对新诗观念和感受方式的潜在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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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群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9(3):79-83
尽管“纯诗”作为一种诗歌理想一直是诗人所难以企及的,而且,由于文化传统、中外文化的差异,“纯诗”理论在进入中国之后就势必要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必须承认的是,现代诗人对“纯诗化写作”的追求还是为中国新诗艺术的不断精进与提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而,梳理“纯诗化写作”在中国的介入、生成、本土化以及其显隐的发展过程,不但可以揭示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也肯定会为反思新诗的历史以及新诗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的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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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思齐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5(9)
回归20世纪中国新诗建设初期的诗论,新月派提出的“三美”特别是“音乐美”被视为诗美之核心。徐志摩等人则十分强调音节对于诗歌美的重要意义,认为“音乐美”形成的关键正在于“音节”,并对“音节”内涵作出了创造性的拓展与发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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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初,以胡适先生的《尝试集》为发端的白话新诗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眼前。当时间进入20年代,在新诗已经基本上立足以后,作为新诗发展史上的另一重要社团——新月派,所要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新诗与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二是把创作的重心从早期白话诗人关注“白话”转向“诗”自身,也即“使诗成为诗”。“如果说,早期白话诗人是从中国传统中处于边缘位置的宋诗那里,获得反叛的历史依据与启示;那么,现在新月派诗人就开始与中国诗传统中的主流取得了历史的衔接与联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徐志摩作…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