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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创业企业发展迅速,但其发展路径学界尚未厘清。本研究选取182家创业板上市公司2012-2016年的面板数据与全球创业观察（GEM）报告,使用Luenberger指数法对创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分解,深入剖析我国创业企业的发展路径。结果表明：第一,TFP于2015-2016年出现显著提升,但纯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转化）对TFP贡献明显降低;第二,TFP前期主要由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技术变化（规模效率）带动,近期逐渐转变为由纯技术变化（技术进步）带动;第三,规模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对TFP贡献始终为负。可见国家创新创业政策落实已见成效,但企业技术利用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低,更应提倡精益创业、规范注册门槛、落实创业支持平台建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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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检验了1995～2009年我国28个省区的人力资本、制度因素对知识溢出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省际溢出、国际贸易溢出、FDI溢出和ODI溢出都是影响地区TFP及其分解变量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对地区TFP及相关变量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作用,人力资本对技术溢出具有"同化器"作用,这些作用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将呈现出显著不同的效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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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与江苏民营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本文利用2000—2007年江苏省分行业面板数据,考察了FDI技术溢出对江苏民营制造业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民营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年均增长率7.7%,技术变动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根本原因;行业内水平技术溢出、前向关联溢出和后向关联溢出通过促进技术变动,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技术效率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后向关联溢出能显著地提升纯技术效率,而水平技术溢出则有利于规模效率的改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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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问题备受关注，但现有研究忽略了投资二元边际结构特征的影响。本文借鉴并扩展了LP（2001）的研发溢出测算模型，将ODI获得的总技术溢出效应分解成往期ODI溢出效应和新增ODI溢出效应，新增ODI溢出效应又进一步分解成集约边际溢出效应和扩展边际溢出效应。同时，对不同阶段、不同方式的ODI对母国技术的影响机制进行甄别和阐述，并利用2007-2014年中国30个省域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且往期ODI和新增O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均对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有提升作用，新增ODI中仅扩展边际的投资扩张方式能推动我国技术创新，而集约边际的推动作用不显著。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集约边际；扩展边际；逆向技术溢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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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揭示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的关系,文章理论上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作用机制,并运用我国2005—2013年6个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OFDI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而对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均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且这种作用存在滞后期。基于此,文章提出了要加强服务企业"软技术"方面建设,注重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并重的政策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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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以中国30个省市为研究目标,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各地区高技术产业TFP进行了静态和动态研究。研究发现：在剥离了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因素后,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被高估,纯技术效率被低估,而规模效率偏低则是制约我国高技术产业TFP提升的主要原因。通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可知,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改进由纯技术效率占据主导,但技术进步迟缓依旧是扼制我国高技术产业TFP提升的瓶颈。因此,持续扩大产业规模,保持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是推动我国高技术产业长远发展的重要途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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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R&D两面性纳入分析框架,建立国际R&D溢出回归模型,选取14个主要国家数据,对1985-2006年我国技术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ODI方式获取的国外溢出研发资本对国内R&D存量存在挤出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受我国技术水平制约有限,通过利用当地丰富的研发资源能够显著提高创新效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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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1998—2007年中国汽车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半参数方法估计了微观层面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结果显示:中国汽车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高,说明"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国有控股企业效率明显低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在TFP的影响因素方面,企业增加新产品开发、扩大市场规模、深化市场化改革、开展对外出口都显著地有助于提升企业的TFP;而垄断的市场结构都对企业TFP造成了负向的影响。分析还表明,不同的企业特性如企业规模、所有制和所在地区对TFP的影响也有较大差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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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省市城市基础设施利用效率分析——基于DEA及Malmquist指数模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以一带一路17个省市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DEA及Malmquist指数模型将一带一路分为东南、东北、西南和西北四大板块,分析发现,东南地区综合效率最高,但TFP增长一般,主要为纯技术效率增长较慢;东北地区综合效率偏低,主要由于纯技术效率和增长率偏低;西南地区综合效率偏低的原因为纯技术效率偏低,但其增长率保持较高水平,技术进步慢是导致TFP增长缓慢的原因;西北地区由于规模效率过低导致综合效率偏低,且规模效率增长速度不够,加上技术进步速度偏低,TFP进步较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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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R&D投入规模和R&D资源配置的区域TFP增长模型,并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考察区域TFP增长和R&D活动的空间关联特征,着重探讨R&D资源在区域内部研发主体间的配置结构与区际间的空间再配置效应对地区TFP增长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中国区域TFP增长和R&D活动均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和空间俱乐部集聚特征;（2）R&D投入规模对区域TFP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3）区域内R&D资源配置效率整体偏低,相较于企业和高等学校而言,科研机构R&D配置份额的增加更有利于促进TFP增长;（4）区际间R&D资本和R&D人员的流动均能够显著提升区域TFP,而R&D人员流动的作用效果更强。无论是当期模型还是滞后模型,上述结论均具有稳健性。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我国调整R&D支出总量,优化R&D资源配置,进而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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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不同来源国的FDI对我国企业的技术效率溢出效应,本文以中国1998-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选取资本、劳动和CO2作为投入,结合使用一阶段SFA和面板门槛技术开展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韩国&新加坡投资和其他国家投资的溢出效果大于G7投资和港澳台投资,并且除了港澳台投资外,其他来源国的FDI在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均大于内陆地区;（2）良好的市场化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能够通过直接刺激和间接传导的双重渠道去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效率水平;（3）在门槛效应分析中,G7投资在市场化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上的门槛取值最高,而韩国&新加坡投资仅需要较低的门槛取值就能够最大程度地提升技术溢出的效果。该结论意味着各省份在引进外资时,既要杜绝低水平外资的引进,也要避免对高水平外资的盲目崇拜,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梯度式引进法,以此来保障其对内资企业技术效率的平滑式和跨越式双重激励。同时,还应当注重提高我国市场化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它们对技术效率直接和间接的双重促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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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我国工业1990—2015年间的统计数据,根据随机前沿生产模型理论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种技术路径,引入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解出反映技术变化的技术进步指标(TC)及技术效率指标(EC),并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研究能源价格、全要素生产率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可在能源价格和能源强度间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且从长期来看,纯技术效率的提高可为工业能耗的降低起到正向作用,技术进步则在短期和长期内可达到促进行业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双赢结果,而规模效率对于降低能源强度的正向调解机制尚不显著,但从长期看来仍表现出积极趋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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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1994-2017年期间我国各省市的TFP增长测算以及分解,通过广义空间两阶段二乘法（GS2SLS）检验了我国省际TFP空间收敛特征,以及人力资本、研发、开放以及市场化对我国TFP收敛性的影响。结论表明,我国省市间TFP不存在绝对收敛,只存在条件收敛。从收敛条件来看,决定落后地区的TFP追赶和收敛的主要因素是市场化,其次是人力资本和开放,研发投入影响并不显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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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程度对自主创新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Cost-Malmquist指数的高技术产业行业面板数据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在中国经济转型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内、外开放两种不同的市场导入机制对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完全不同。本文从创新结构红利的成本视角采用三阶段Cost-Malmquist指数法将中国高技术产业整体、内资和外资部门的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拆分为分配效率(企业家要素组合的效率)和价格前沿的变化,得出:我国内资部门企业家要素组合能力不断提升,却面临更加扭曲的要素价格约束,导致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受限并影响了结构红利的获得。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验证市场化程度对自主创新配置效率的影响得到:第一,政府的税收掠夺显著增强整体和内资部门长、短期的成本约束,使要素价格逼近边际成本前沿面,提高了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但以企业家组合资源效率的损失为代价;政府直接资金扶持仅具有短期效应,长期则加大要素价格扭曲、负向影响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第二,较之于对外开放,对内开放程度显著缓解了内资部门要素价格扭曲,使要素价格逼近边际成本前沿面,有利提高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并具有长期效应。对外开放程度只能短期提高企业家的要素组合效率、无长期效应;第三,金融、信贷市场和技术市场发育程度无论长、短期均显著缓解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使要素价格逼近边际成本前沿面,显著提升企业家的要素组合效率,提高了自主创新配置效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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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税收抵扣政策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现有研究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研发税收抵扣政策进行了实证评估,并无一致性结论。我国近年来开始推广研发税收抵扣政策,效果尚不明朗。本研究利用2010-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究税收抵扣的分配机制,评估政策效果。结果表明,上市年限短、高管持股比例高、员工规模大、处于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的研发税收抵扣。整体而言,研发税收抵扣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支出,这一效果在制造业较为显著。但对信息技术和科技服务业并无显著效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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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梳理了技术变迁路径依赖或“锁定”的发生过程与形成机制;以中国葡萄酒产业1998-2014年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葡萄酒产业技术进步状况;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讨论深化开放中中国葡萄酒产业技术锁定效应及要素资源传导机制。研究表明：（1）中国葡萄酒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速度为12.40%,整体技术水平是提升的,生产率增长是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2）进口贸易对要素资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导向作用十分明显。葡萄酒进口每增加1%,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使用分别增加0.35%和0.143%,出口贸易对要素资源配置的弱化作用明显,中国葡萄酒产业国际竞争力低下。（3）葡萄酒产业发展中存在明显的技术锁定效应,且人力资本是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锁定的主要影响途径。要素资源的提高将有利于中国葡萄酒产业摆脱开放中锁定效应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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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信息化投入类型的不同,对中国各工业行业不同类型的创新效率进行了分析。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信息化软件水平提升对工业行业创新效率的影响较信息化基础设备投入的影响更显著,信息化基础设备水平上升仅促进了高市场化行业的创新效率提升,但对低市场化行业影响不显著。信息化软件服务水平越高,则非政府部门研发的创新效率越高,而信息化基础设备水平提升对非政府部门研发的创新效率无显著影响。研究从市场化程度和非政府部门研发角度揭示了信息技术发展中“索洛悖论”产生的原因,建议对市场化程度较低的行业更多进行信息化软件服务投入,提升信息化对创新的促进效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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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只有结合水平与效率两个维度评价绿色发展才能科学认识中国绿色发展现状,而二者往往被人为的割裂开来。虽然金融集聚在绿色发展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受制于信息非对称性影响,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的空间衰减边界特征并没有得到普遍重视,其非线性约束机制更是长期受到忽视。本文选取2003—2015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首先,从水平与效率视角全面评估绿色发展现状,初步检验了金融集聚与绿色发展的时空非均衡冲击特征;其次,借鉴STIRPAT模型,将地理距离矩阵与技术距离矩阵纳入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的空间衰减边界;最后,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比分析金融集聚与绿色发展在不同门槛约束下的影响差异,得到以下结论：（1）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水平或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在时空上都呈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效应,初步说明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空间依赖性和非线性冲击。（2）金融集聚对邻近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影响是一个“先负后正再负”的空间衰减过程,其影响范围大致在400KM或600KM范围内,而金融集聚对邻近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则随距离的增大呈现“W”型冲击,且整体上以负向作用为主,其影响范围大致在800KM内,此外,信息技术水平的发展明显有助于增强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3）提高金融集聚能够改善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水平的抑制作用,但伴随着金融集聚的增强,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却在显著减弱;只有适度的城市规模才能激发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无论城市规模过大抑或过小都不利于金融集聚作用的发挥,但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作用却不依赖于城市规模的扩张;信息技术的发展,不能强化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但却可以增强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带动作用。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