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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凌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7,28(5):26-27
“石”,中国古代度量衡单位之一。在秦汉时期,作为重量单位,一石为百二十斤;应用于量制,石相当于斛,即十斗为石;应用于官秩,若干石从标识俸额多少的度量衡单位发展成为划分官制级别的秩级单位。将“石”作为一个概念,分别从度量衡和官制层面进行分析和论述,着重探讨秦汉时期“石”的特定内涵及其在应用中的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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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在传世文献中用作度量衡单位时多为重量单位,而秦汉简帛文献中则非如此,亦非指酒器"觯",而是用作容量单位,为"小斗"的"三分之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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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内乡县清代衙博物馆保存着一件清道光十六年校准石斗,容小麦29．4公斤。按现行小麦国家标准计算,此石斗所容小麦折合清制50库平斤。西汉经学家刘歆创造了根据音频原理和黍的单位客重关系厘定度量衡三个量标准的方法,历代参照考校和建立新的度量衡标准。自秦汉以降的二千多年间,历代度量衡标准都是建立在以自然物的物理性能和科学原理的基础之上的。清内乡校准石斗是在以自然物为基础建立度量衡标准史上又一实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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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为古代一种文体萌芽于秦汉时期,如<吕氏春秋>之"原乱"等,成熟于唐代,代表作为韩愈之"五原",以后各个时期也不乏佳作,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三原".自五四新文学提倡白话文运动,"原"之为体便停止发展而被现代学术论文形式取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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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朱提地区是今天云南境内最早划入中央集权统治之下的区域.本文将说明朱提政治区划的设立,不仅是秦汉统治集团开发"西南夷"地区的前哨阵地,也为进一步经营整个"西南夷"地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似文献
6.
“祭酒”在秦汉时期作为礼仪长期存在,在战国和西汉时期又以尊号的形式使用。王莽改制崇儒尚师,设九“祭酒”。“祭酒”随之成为王莽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央到地方均有设置。王莽“祭酒”官职的设立对东汉官制产生了较大影响。东汉“祭酒”作为官职后缀涉及军政多个方面,既可是朝廷官职,也可为三公府吏。三国时代在东汉官制基础上,又设置了多个军职和行政“祭酒”。从先秦到三国时代“祭酒”从尊号转变为实际的官职,范围和职能也有大的变化,成为一个官职体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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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树芝 《历史教学(高校版)》1987,(3)
我国度量衡的发展有悠久的历史。它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私有制和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商周时期,由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相应的度量衡器具和度量衡制度,并设置了管理度量衡的职官。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生产关系在各诸侯国相继出现和确立,为了商品的交换和赋税的征收,各诸候国的新兴地主阶级十分重视度量街的制造和管理,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度量街制度日趋完备和统一。在战国时期一些度量衡器物上,可以看到这种演变的趋势。下面以衡制为例:战国时期秦国的衡制。《汉书·律历志》载:1石=4钧=120斤,1斤=16两,1两=24铢。根据西安高 相似文献
9.
薛海波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7,28(9):10-13
高句丽中前期"城邑"作为地方一种管理组织方式,先后与"那部体制"及其后的"五部体制"并存.从三世纪束起至四世纪中后期,城邑逐渐成为在其征服地区普遍设置的一种管理方式,军事据点的性质较为明显.公元四世纪后期王五世纪,"城邑制"则随着高句丽领土扩张,在高句丽中央政权的控制下,成为在征服地域中普遍推行的,能够集军事功能、地方统治功能、整合属地民众和物资于一身,在其疆城内居于主导地位的地方管理体制.在三世纪中后期高句丽的城邑制官僚组织很可能是附属五部官制之下,五世纪随着高句丽在其疆域内广泛推行城邑制,城邑制的官僚体系也初具轮廓,但未完全从中央官制中分离出来.从此时期政体和社会发展程度看,高句丽毫无必要建立或照搬中原王朝的郡县制,不存在建立郡县制的可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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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语中的"SL+A"和"A+SL"结构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智红霞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2(3):53-56
能同时进入"SL+A(表度量衡的数量短语+形容词)"和"A+SL(形容词+表度量衡的数量短语)"结构的形容词有"重、高、长、宽、深、厚、粗"7个."SL+A"结构在句中作定语、谓语、补语、宾语、主语;"A+SL"结构在句中作定语、谓语、主语.两种结构可以相互转换,但"SL+A"比"A+SL"的使用更加灵活、更加广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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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新材料证明,量词“步、石、斗、升、参”意义的传统训释应该补正：“步”除了作长度单位量词外,还作面积单位量词,义为“平方步”,是“亩”的下一级单位,该意义从先秦一直使用至近代。表示容量单位的量词“石、斗、升”至少在汉代还有“大石”与“小石”、“大斗”与“小斗”、“大升”与“小升”之分,且同级单位的大小比率均为5：3。“参”在秦汉时期除了作重量单位量词外,还作容量单位量词,1参为1/3小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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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以法家的赏罚理论为指导制定国策,经过商鞅变法,国力强盛,终灭六国.秦统一后,继承了法家不重视道德教化的传统,加之专任刑罚,阶级矛盾激化,以致速亡.秦因法家思想而兴,也亡于法家思想.从秦运用"刑德二柄"的法家思想及专任刑罚到汉代采用礼法并用的"霸王道杂之"的转变大约经历了近一个世纪,这近百年的时间可以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大变化时期,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秦汉两代统治思想变化的异同. 相似文献
13.
张信通 《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9):81-85
秦代实行的行政区划是纯粹的郡县二级制,以郡辖县.楚汉之际实行的封建制以军功而非以宗法血缘为原则,与周代的封建制不同.西汉立国至景帝中元五年,封建制和郡县制并存;中元五年以后,汉代真正意义上的郡县制官僚政体才正式确立.汉代的州一直以监察区的形式存在,直到东汉灵帝中平五年,州作为行政区划正式出现,郡县制被州郡县制所取代.秦汉开创的行政区划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相似文献
14.
李传军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6,23(1):45-50
“关西出将,关东出相”是汉代史籍对秦汉时期国家人才区域分布的简单概括,反映了秦汉时期重要的人文地理特点。秦汉时期的武将多出于关西地区,而文臣多出于关东即中原地区,既与关西、关东地区的自然地理形势有关,也是先秦时期政治发展和文化积淀的产物,同时也是秦汉时期,尤其是两汉时期政治变革和学术发展的产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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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利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3(2):20-27
汉房中乐、房中歌是在周秦房中乐及房中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既用于祭祀,又用于燕享。作为汉朝“庙乐”一类的“房中乐”、“房中歌”,汉初时,其“乐”、“歌”作者均为唐山夫人,创作时间当在高祖六年或之前;在当时及其以后,名称上出现的诸多问题,是由于“乐曲作者”变更所致。作为一种独立的乐种曲目,它与汉朝其他的宗庙乐歌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其自身的功能和特点。内容上虽有传承“教化”的一面,但更多地体现了其作为“祠乐”的本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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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简牍看秦汉“隐官”的主要来源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在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和里耶秦简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隐官”的确切记载,并可发现秦“隐官”的四个来源:冤假错案的平反者;军功以免的部分工隶臣;受肉刑处罚而后获免罪者;私属放免者。从而说明“隐官”不可能是某种机构,而应该是受过肉刑处罚,因特殊原因被官府确认为可怜悯者,并给予一定的补偿或照顾,但他们既不属黔首或庶人,也不是官私奴婢,应该是处在两者之间的身份特殊的低贱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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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华”之初义,源自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的经济思维,后来扩大到社会认识的各个领域,演绎成为一种社会政治语言。“交会”一词,本源于先秦士人的“游宦”、“游仕”;西汉时儒学兴起,士人求师问学、周游四方,此后演绎为结党权门,交援求名之义。两者皆因有悖于经学传统与名教政治,而为绝对皇权所深恶,最后成为汉魏时期士风变化与思想演进之标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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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校园的园林建设是我国古典园林建设的组成部分.校园作为教育的物化表现,传统校园园林的建设势必与我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兴衰相同步.先秦时期,我国官学校园园林建设与私学校园园林建设逐步产生,作为园林的要素初具规模;经过秦汉—魏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官学校园园林将先秦时期的辟雍升华为标志性建筑,其建设几成定型,私学学堂的大量涌现则成为后世书院园林建设的先河;唐宋以降,我国传统校园园林建设逐步成熟,宋元明清数代沿用,直至近代西方校园建设理念的引入,开启了我国校园园林建设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之路.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