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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纪忠慧  时盛杰 《现代传播》2024,(1):49-61+73
从战略传播的视角剖析国际关系中的楔子战略。从原理上来说,战略传播本质上是利用了国家趋利避害的普遍心理和联盟困境这一认知矛盾,分化者通过传递不同成本的信号,推动形成对象国关于联盟问题的决策认知。从机制上来说,战略传播以多主体协同、精准受众和言行一致为核心要素,以“传播—认知—行为”为基本逻辑发挥效用,并对政治决策的其他因素施加影响,最终塑造决策者认知,推动政策形成。从方法上来说,战略传播体系需要构建“黑白灰”相互协调的宏观格局,以对手联盟内的薄弱环节为目标对象,并综合运用多种文本信息与话语技巧,才能实现“分而治之”的战略目的。  相似文献   
2.
发展传播学在二战结束后逐渐受到了西方学界的重视,并由欧美国家扩散到世界各地。亚洲地区为发展传播学的学术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梳理了近年来有关亚洲发展传播学的文献资料,从研究国别、研究议题、理论范式概括了亚洲发展传播研究的学术动态。从研究国别来看,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成果较为丰硕。从研究话题来看,经济发展的“软要素”、健康传播与公共卫生、性别平等与家庭生活、农业与农村发展、媒介技术与边缘化社区和传播的权力问题等议题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主要对象。从理论范式来看,包括社会营销、娱乐教育、健康促进、参与式传播等主流理论范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亚洲地区既提供了丰富的发展传播实践案例,也在方法模型层面实现了创新,但在理论范式层面缺乏具有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亚洲中心的”理论群。  相似文献   
3.
“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是值得“普遍模仿”的“黄金法则”。但是在国际传播领域,“交往理性”始终面临着困境。本文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交往理性”受到非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阻碍。非理性主义削弱了交往行为理论的“理性”根基;民族主义以反启蒙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特征破坏了“理性”和“平等”的前提;现实主义则以权力斗争为核心、以“泛安全化”为表现,破坏了“话语规范性”和“主体真诚性”。三者交织于国际舆论场中,对国际社会的“公共领域”造成了难以逆转的伤害,导致了“交往理性”的困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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