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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撰述中的名教观念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李传印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3(1):38-41,128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地主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玄学兴起,对这个时期史学有一定影响,但从根本 上影响这个时期历史撰述的还是名教。名教观念与这个时期史学相互作用,以不同的形式,把门阀意识浸入史学 之中,从而使宣扬名教和正厉风俗成为这个时期历史撰述的重要旨趣之一,而且正史中开始以孝立传。 相似文献
2.
张丽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5)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在文化方面突出表现为文学的自觉和史学的独立。文学和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文史之间也产生了明显的分野。文史分野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间历经反复,但各自独立并最终分道扬镳,确实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这个时代在中国文学、史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史分野问题进行了考论。 相似文献
3.
卢东兵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4):124-126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史学在学术领域形成独立学科的重要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重视,这一时期史学繁荣发展,并从目录学、史官建置、史学教育等方面呈现出史学独立新地位的确立。 相似文献
4.
张纹华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36(1):122-124
除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史学一直是中国史学的主导。传承先秦史学与宋代史学的精神,成为中国近代倡导掌故学的重要人物,朱次琦的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殿军。研究朱次琦的史学思想对于理解广东近代儒学与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相似文献
5.
丁鼎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6)
本文认为唐代史学之所以获得长足的发展、辉煌的成就,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深刻影响。文章通过对若干历史事实的具体考察和分析,较深入细致地论述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在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和史官制度等方面对唐代史学的重大影响。从而较为明晰地勾勒出我国史学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和轨迹。 相似文献
6.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5)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史书著述、史官建置、史学教育等方面均有突破;此外,史学的发展与以儒学为主干的时代思潮又密切相关,两者呈现出一种相互影响的态势,形成了这个时期独特的史学风度。 相似文献
7.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封建中央集权相对削弱,对思想界的控制较为松驰,往往易萌发新的观点和带有总结的著作,特别是沧海横流的历史剧变和颠沛坎坷的经历,常激发起人们对历史和各种人生现实问题的思索,从而推动了史学的发展。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制度的完善,也为史学的修撰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依据。 相似文献
8.
雷震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21(1):64-66,85
魏晋时期社会思想和学术风气的变化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和学术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历史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史学的发展,直接促成了史学体裁的多样化及内容的繁杂,并使之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特别是造纸业的发达,引起文化用具的革新,为书籍的传抄和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相似文献
9.
王海燕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1998,(3)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封建中央集权相对削弱,对思想界的控制较为松弛,往往易萌发新的观点和带有总结性的著作,特别是沧海横流的历史剧变和颠沛坎坷的经历,常激发起人们对历史和各种人生现实问题的思索,从而推动了史学的发展。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制度的完善,也为史学的修撰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依据。 相似文献
10.
霸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而特殊的机构和政治现象，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和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霸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出现，导致霸府频繁出现的原因有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的削弱；幕府机构和公府机构的高度膨胀；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 相似文献
11.
岳纯之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25-28,36
中国古代，政治与史学恒相依相赖，互为利用，政治为历史编撰和史学研究提供动力和保障，史学则为政治欢呼，论证，鼓噪，政治刮什么风，史学就下什么雨，唐前五代史是唐朝初年官方组织编撰的正史，它因政治而作，倚政治而成，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色彩，突出地反映了古代史学与政治的这种关系。 相似文献
12.
孙娟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7(3):372-375,420
《史记》中的神话材料从多方面反映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如民族、政治、天命、德行等,构成中国史学传统的重要特色史语,对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13.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已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针对史学界出现的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偏向，刘大年、龚书铎等著名史学家，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以及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正确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对于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推动中国历史学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相似文献
14.
韩旭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32(4):80-85
清代史学属于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总结期,同时也是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重要阶段,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有利于加强对传统史学的认识。清代史学的发展状况主要从明清鼎革之际私人历史的撰述,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史馆制度的完善,历史考证学的兴起与繁荣,对古代史学理论的总结,逐步迈向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史学从思想和研究方法上也都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发生变化,史学发展的每个方面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也都呈现各自的特点。因此,分析清代史学的发展原因一定要在对各个方面的状况有了了解后进行。 相似文献
15.
16.
历史学的研究应该以当代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为前提,统筹考虑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门社会学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适合于自身的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适度中间取向”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在教育史领域,当微观史学逐渐成为历史学研究趋势时,“中间取向”也便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相似文献
17.
傅其林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0,26(2):9-13,16
布达佩斯学派主要哲学家赫勒从日常生活、伦理、政治、宗教与艺术的关系考察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自律的呈现,这种考察不仅具有审美现代性的知识谱系性,更具有深刻的文化政治想象,其考察既是一种历史的认知,也是一种价值评价,因为相对审美自律形成的文化体现出人类的个体与物种价值的接近。 相似文献
18.
贾平平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11,(5):78-80
德国史学界提出的信仰告白化理论不仅是研究欧洲近代早期社会的重要理论范式和解释德国近现代历史的一种诠释模式,而且是西方史学界宗教改革研究的新理论。它运用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来探讨欧洲近代早期社会宗教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关系。该理论作为德国史学发展的产物,其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方法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20世纪末德国史学发展的新趋向。因此。探讨信仰告白化理论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德国史学的新发展和新特点． 相似文献
19.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魏徵是唐太宗统治集团中的主要决策人物之一,其政治活动表明,他既是一个谙于当代政事的史论家,又是一个富有历史感的政论家。魏徵之所以被史家誉为"雅有经国之才",同他在这两个方面的修养有密切的关系。魏徵政论的历史底蕴,是他的政治敏感和历史智慧相结合的表现,也是他的诤谏风格的突出特点。史学和政治的关系,在魏徵那里,实际上也就是古今关系的反映。 相似文献
20.
An ‘energetic and controversial’ historian of education yesterday and today: A. F. Leach (1851–1915)
Joan Simon 《History of education》2013,42(3):367-380
This article is posthumously published as the late Joan Simon’s most recent contribution to ongoing debates in historiography of education. Joan remained an active writer and a contributor to this journal and submitted the present article only months before her death, with characteristic determination to engage in historiographical debate, and to contextualize and defend her own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Like other periods preced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later Middle Ages and Renaissance tend to have been neglected by historians of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discussion below reminds us how recently, and for good reason, debate concerning the Reformation remained central to the historiography of education. Implications of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s of education for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re well illustrated. But the autobiographical threads of this piece also reveal the significance of personalities and academic politics in the configuration of prevailing 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y. These factors impinge on the publication and editing of learned journals as well as more generally on the positioning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history between its originating intellectual discipline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the field of practice to which its insights contribute.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