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在天京实行的几种制度     

章开沅 《历史教学(高校版)》1962,(4)

太平天国革命是旧式农民战争发展的极峰。他们不仅对旧的封建反动统治发动空前猛烈的攻击,而且自信“因有自新之学,用以新民新世”,豪迈地要求开辟“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这种雄心大志在定都天京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太平军于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定都开国,不久便颁布了著名的《天朝田亩制度》。在这个纲领中,农民革命的英雄们从强烈的反抗封建压迫的要求出发,企图通  相似文献   

振兴中华与认识国情——纪念兴中会成立九十周年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1)

很多人都知道,“振兴中华”这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孙中山创建兴中会时最早提出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孙中山始终认为要振兴中华必须认识国情,并且为认识中国国情、改造中国国情奉献毕生的精力。有些西方论者往往把孙中山描绘成为一个昧于国情的海外流浪者,讥评为只知照搬外国理论和方案的空想家。殊不知孙中山从一开始便注意从国情出发,并且力图把西方的进步政治方案与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他常常教育自己的信徒,要研究清楚三民主义“是不是合乎国情”,而引进西方富强之道则必须比较中外国情的差异。(《三  相似文献   

必须要改革刚性的学术评价机制     

章开沅 《科学中国人》2009,(6):89-89

高校学术研究出了问题,是教师的问题、学生的问题和大学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都是师生和大学的错误。学术道德的丧失、学术规范的缺失,与量化的职称评审制度和学术评价标准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切以数量多少来衡量一个人才的质量高低。这种量化的评审制度和评价标准,让大学师生疲于奔命．是导致学术造假的根源之一。  相似文献   

永远的怀念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2)

去年秋季以后,李宗一、黎澍、陈旭麓三位同行学者先后猝然逝世,这是史学界,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重大损失。三人之中以李宗一同志年纪最轻,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他与我曾同往日、美参加国际会议,其勤奋好学、诚朴待人给中外学者留下深刻印象。前不久,我接到张朋园兄自台北南港来信,也说:“最近突然接获李宗一逝世的不幸消息,以他那壮硕的体格,惊讶不已,难于相信!年初他替我找到民国修云贵两通志,铭感五中,无以为报,只有等将来至其灵前一哭!”  相似文献   

黄帝与辛亥革命     

章开沅 《华夏文化》2009,(2):4-5

2009年4月3～5日在西安召开“清明·民族感恩：传承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迎接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本期选刊五篇论文，供读者参阅。  相似文献   

研究与践行陶行知要与时俱进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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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探索──对五权宪法的再认识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章开沅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5,(5)

五枚宪法在孙中山民权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以三民主义为宗旨，五权宪法为目的”；或是“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他甚至还声称：“我这三民主义、五枚宪法，也可以叫作孙文革命”。但是，过去的研究，大多限于静态的研究，即对于孙中山有关五权宪法论述本身的探讨。由于五权宪法在孙中山生前并未付诸实施，而他的有关言论文字又比较简略、零碎，所以很难有比较系统而深入的阐发。本文想在前入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作动态的研究，即不仅研究孙中山生前有关五权宪法理念…  相似文献   

建设社会主义要靠真才实学——怀念老院长杨东莼同志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3,(5)

东老离开人间已有四年了。他病危的时候,我正在海外,只是在报纸上偶然发现有关他逝世和遗嘱的报道。由于是初次访美,自西徂东,各地奔波,学术活动极为频繁,竟未能对我衷心敬爱的师长作任何哀悼的表示,故今天撰文以寄托深挚的思念。东老是1954年从广西大学调来华师的。东老就任我院院长,大家都对新的领导寄予很大期望。从历史系师生来说,由于东老是久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加殷切地  相似文献   

通识教育与人文精神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章开沅 《高等教育研究》1995,(2)

通识教育与人文精神章开沅通识教育与人文精神，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有识之士关心的热点。关于通识教育，１９８８年秋天我在索菲亚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演讲曾有所阐述，现摘录数段如下；“此次会议的主题是：‘２０世纪的大学──发展、问题、前景及预测’，我只就一个问题...  相似文献   

《传统与近代的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序言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4)

马敏与朱英都是我“文革”以后的学生与同事,但他们从事的商会研究,却是我“文革”以前即已着手筹划而终于被迫中辍的课题。因此,他们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得以出版,帮助我了却了一桩多年未了的宿愿。记得早在1964年春天,为了筹备“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委员会”计议中的有关资产阶级调查项目,我随同杨东莼先生前往天津,有幸看到收藏完整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天津商会档案。同行的北大邵循正教授当时即有感慨,再三向我强调社会集团研究的重要性。邵先生属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