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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继任模式及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综述和进一步研究的理论框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CEO继任是企业成长发展中的最重要的战略决策之一。CEO的管理能力和企业家才能作为企业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企业的成长和绩效。正因为如此，对CEO继任问题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CEO继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由前任离任和后任继任两个相继发生的事件所组成。归纳国外关于CEO继任问题的研究，一般从两个方面来描述CEO继任模式：一是继任者的来源；二是前任CEO离职时的情境。继任者的来源一般分为内部继任者和外部继任者。前任离职的情境一般区分为强迫更替和自然更替。所谓强迫更替是指CEO不情愿地被免职，自然更替是指CEO志愿退出CEO的职位。因此，国外研究一般将CEO继任模式分为四种类型，即(1)志愿离任、内部继任，(2)志愿离任、外部继任，(3)被迫离任、内部继任，(4)被迫离任、外部继任。关于CEO继任模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比较多的研究认为，非常规(强迫离任)会显著影响企业绩效，可以促进企业绩效提高；常规继任(志愿离任)不会引起企业绩效的变化。外部继任与企业绩效有显著相关，内部继任与企业绩效关系不大。George boyne and Jay dahya(2002)对公共组织CEO继任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的研究认为，CEO继任受外部约束的限制(如法律、政府税收政策等)和内部约束的限制(如CEO的正式职责、权力集中的程度)。新任CEO继任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是通过一系列策略改变而实现的，这些策略包括采用一种新的组织结构、新的流程、聘用新的人员到高的职位或采取一种新的财务预算等。综合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得到一个进一步研究的理论框架：企业CEO继任模式受多种约束条件的影响，一是企业外部约束，如行业的竞争性、行业的企业数量以及职业经理人市场的成熟度等；二是企业内部约束，包括企业的经营绩效、企业规模、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企业的文化取向、企业的绐理结构等。这些内部和外部约束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企业CEO的继任模式。CEO继任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途径是通过对企业内部结构、企业流程、人力资本和企业发展战略的调整而实现的。对于以上各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向和强度，有待于作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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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CEO继任逐渐成为当前不确定性商业环境下组织应对突发性领导权更替的重要策略。聘任临时CEO会如何影响组织的长期投资决策是值得探讨的重要现实和理论问题。本文探讨了临时CEO继任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CEO特征、高管团队（TMT）特征、外部环境特征对上述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机制。利用2007—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临时CEO继任后存在短期主义视野,对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具有负向影响;CEO学术背景与CEO金融背景能够削弱临时CEO继任与创新投入水平之间的负向关系;当高管薪酬激励较高或党委书记是TMT中的一员,临时CEO继任与创新投入水平之间的负向关系会被减弱;较为完善的地区制度环境或较高的产业竞争强度也能够削弱临时CEO继任与创新投入水平之间的负向关系。上述结论补充和完善了关于CEO继任研究的已有成果,也为企业在面临CEO更替危机时选择合适的临时继任者提供若干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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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元创新对家族企业的价值提升与长期发展至关重要。本文根据组织双元理论,从双元创新投入的视角出发,以2012―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CEO对家族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创始人CEO会促进家族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与家族创始人CEO相比,继任家族成员CEO会抑制家族企业创新,具体表现在会抑制利用式创新；与家族创始人CEO相比,职业经理人CEO会抑制家族企业创新,具体表现在会抑制探索式创新。机制检验表明,家族创始人CEO、继任家族成员CEO以及职业经理人CEO在风险偏好、资源获取能力和代理行为上均存在差异性,进而影响其进行双元创新的意愿与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继任来源CEO对双元创新的影响亦存在差异：与继任家族成员CEO相比,职业经理人CEO会抑制探索式创新而促进利用式创新；CEO任期和海外经历会抑制职业经理人CEO对探索式创新的负向影响,而CEO持股和海外经历则会抑制职业经理人CEO对利用式创新的正向影响。本文不仅揭示了不同类型CEO影响家族企业双元创新的差异性,也为家族企业如何平衡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与管理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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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3—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在手工收集企业实施“互联网+”指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互联网+”战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对不同企业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互联网+”战略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只在东部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互联网+”战略更能促进国有和民营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对外资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抑制作用；生产率影响了“互联网+”战略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实施“互联网+”战略的创新效应更强。扩展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并且其影响程度逐年增强。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实施“互联网+”战略以及制造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及决策支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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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业绩低于行业竞争期望时,企业为改善行业竞争劣势会进行战略变革,但目前行业竞争期望落差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基于企业行为理论,以中国深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2-2019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行业竞争期望落差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管理者过度自信、组织冗余和行业竞争程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行业竞争期望落差与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当企业实际业绩低于行业竞争期望时,为改变业绩困境,企业会冒险加大创新投入;管理者过度自信、组织冗余和行业竞争程度都会正向强化行业竞争期望落差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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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的能力和管理水平直接影响企业股票价值变动,而由于某种原因引致的CEO离职行为及公司的继任决策更是股票收益变动重要影响因素。继任决策一般由企业董事会提出并决定,所以,董事会结构对继任类型的选择有很大影响,研究发现外部董事比重和权力特征是影响CEO继任选择的关键因素。本文分析我国2000-2014年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之后发现:CEO离职之后,公司的外部继任决策成为最优决策;外部董事的比重与外部继任CEO概率之间存在正向关联性,且外部继任CEO的概率随着外部董事比重的增加而呈现单调递增趋势;CEO的"自愿"和"强制"离职两种情况下,外部董事比重与外部继任概率之间都是单调递增的关系;从继任信息公布后的企业平均股票收益情况来看,企业股东会从外部继任决策中获益,而内部继任时企业股东利益会受到损害;企业规模越小,外部继任决策效用越高,而企业规制性程度越高,外部继任决策效用越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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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激励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话题。然而，关于管理者整体职业经验对于税收激励影响创新效果的研究尚未涉及。本文基于2008—2016年中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和负二项回归，实证检验CEO通用能力对税收激励促进企业创新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税收激励显著提升了获得资格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研发产出专利申请数量及质量；在熵值法下以CEO职业经历的工种数、省份数和行业数为指标测算的CEO通用能力显著正向调节该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显示：CEO通用能力显著正向调节了处于成熟期企业以及大规模企业的税收激励与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申请量之间关系，也显著正向调节了成长期企业税收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关系。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税收激励提升企业创新的作用。本文基于CEO通用能力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拓展了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相关研究文献，也为高新技术企业如何提升创新绩效提供理论借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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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的能力水平和管理效率直接影响企业股票收益的变动,而由于某种原因引致的CEO离职行为更会导致股票收益变动,这一过程中继任决策类型是股票收益变动重要影响因素。而继任决策及其类型选择一般都由企业董事会提出并决定,所以,董事会结构特征对继任类型选择有很大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重和权力特征是影响CEO继任选择的关键因素。基于对我国2000-2014年上市公司年报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1）CEO离职之后,公司的外部继任决策成为最优决策;2）外部董事的比重与外部继任CEO概率之间存在正向关联性,且外部继任CEO的概率随着外部董事比重的增加而呈现单调递增趋势;3）CEO的“自愿”和“强制”离职两种情况下,外部董事比重与外部继任概率之间都是单调递增的关系;4）从继任信息公布后的企业平均股票收益情况来看,企业股东会从外部继任决策中获益,而内部继任时企业股东利益会受到损害;5）企业规模越小,外部继任决策效用越高,而企业规制性程度越高,外部继任决策效用越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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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的长期性特征需要以充足的资源作为保证,CEO能否更好地利用外部风险资本做出高效的创新决策并进行创新投入,对于企业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以2007—2014年在A股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的3 238名CEO作为初始样本,以CEO权力强度为基准,将CEO分为强权型CEO和弱权型CEO两组对照样本,并从理论与实证2个层面对强、弱权型CEO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机制及外部风险投资持股对这种影响效应的调节作用进行探讨。研究发现:CEO权力与企业创新投入活动显著正相关,强、弱权型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性;外部风险投资持股在企业上市后仍是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重要因素;外部风险投资持股比例的不断提高将会显著改善CEO由于弱权而造成的企业创新投入水平较低的问题,但对强权型CEO与企业创新投入活动之间的关系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稳健性检验以及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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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关于政府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结论存在多样性的现状，突破将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研究不足的局限，分创新研发和经济转化两阶段对企业技术创新内部过程进行剖析，为优化企业技术资源配置、政府制定有关创新补助政策提供参考。以2016—2021年我国上市专利密集型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政府补助对专利密集型企业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并进一步探究创新环境这一情境变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对专利密集型企业的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对创新研发阶段的影响要大于经济转化阶段，而对不同企业性质和行业间企业影响的差异主要由于企业竞争程度不同，对非国有企业两阶段效率均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对信息技术服务业、信息通信技术制造业企业的两阶段效率均显著正相关；创新环境优化有利于政府补助激励专利密集型企业创新研发效率提升，对经济转化效率为正向影响但不显著。由此分别从政府层面及企业层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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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数据对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实证考察行业中互联网的使用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并选取行业竞争程度作为门槛变量,以分析行业竞争程度如何影响互联网与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对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考虑到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当行业竞争程度较强时,存在逃离竞争效应,即互联网对创新效率存在促进作用;随着竞争程度的减弱,促进作用也逐渐减弱;当竞争程度超过第二个门槛值时,即竞争程度较低时,这种促进作用转为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对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互联网+”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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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医药与电子通信行业的198家高科技公司2003年到2012年连续1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科技公司高管团队成员的专业异质性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科技公司高管团队的专业异质性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行为;相比于内部提拔的CEO,来自企业外部的CEO管理企业高管团队时,高管团队的专业异质性对企业探索式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减少;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比股权集中度低的企业,高管团队的专业异质性对企业探索式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加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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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2009—201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考察了国际多元化和行业多元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国际多元化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投入,而行业多元化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同时,国际多元化和行业多元化对企业创新投入还存在交互影响.国际多元化有助于缓和行业多元化与企业创新投入的负相关关系,而行业多元化程度的提高最终会负向调节国际多元化与企业创新投入的正相关关系.稳健性检验表明,这些结论不受样本选择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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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企业的研发投资对企业超额收益的影响。分析在不同的情境下，研发投入所引起的市场对公司估值的变化。基于2008年-2016年上市公司的研发数据和股票价格，探究在中国市场中研发投资与超额收益的关系。结果显示：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企业超额收益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程度可以正向调节研发投入与超额收益率的关系；在分工程度高的企业中，研发投入与超额收益率的关系更加突显，但是只有在分工程度高的企业中，行业竞争才能发挥对二者的调节作用。这表明，研发可以促进企业的发展，同时在竞争的压力下寻求分工合作，对企业的成长至关重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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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企业的复苏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本文以动态能力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基于持续创新的困境企业复苏模型，重点分析了持续创新与困境企业复苏的关系及市场化程度和地区信任水平的调节效应。基于2007—2018年455家上市困境公司的数据，本文发现：(1)企业持续创新能力的培育显著地改进了困境企业的价值再造水平，即旨在强化当前创新投入的即时响应策略和强调利用先前创新积累的历史储备策略都有利于困境企业复苏，在控制内生性及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困境企业持续创新能力的培育对价值再造的促进作用将受制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市场化程度将显著提高历史储备策略在实现逆境重生中的价值贡献；地区信任水平将强化即时响应策略和历史储备策略对困境企业逆境重生的积极作用。(3)相对于国有控制，民营治理更有利于提高即时响应策略对困境企业价值再造的贡献，且地区信任水平的助推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加得以突显。本文揭示了持续创新对困境企业复苏的影响机理，对指导困境企业如何实现逆境重生之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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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科技创新的内、外部驱动力及内部科创制度环境的异质性作用，探索产学研科技创新合作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与效果。2009—2020年59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双一流”建设高校科创合作强度能够显著提升创新绩效，并主要通过内部驱动力的中介路径实现；在内部驱动力方面，专任教师精力投入、科创经费和设备支撑水平3条路径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但研究生精力投入路径的影响不显著；在内部科创制度环境方面，良好的科创制度环境仅对专任教师和研究生精力投入的两条路径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未能有效增强科创经费和设备支持的正向影响；在外部驱动力方面，政府科创支持和企业科创合作力度对“双一流”建设高校创新绩效和内部驱动力中介路径作用的发挥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但科研机构科创合作力度产生了负向影响。 相似文献